在巴迪烏的論點中，正如拉岡所曾經說過的錨定點，「理念」具有歷史性的錨定功能。透過「理念」這個介於真實與符號之間的媒介，個體得以尋得某個對象，以便回應事件。然而，當某實體化之物或是觀念便被當作真理之符號，固定住真理，那麼真理便只能以其擬像出現，而失去其偶然性、難以定義、難以捕捉、瞬息即逝的面向，理念便也無法呈現真理。如果不承認真理之短暫性，而以全稱的方式固定真理，那麼革命所帶來的解放政治便會走到其對立面，而以一個又一個的偽裝面貌出現，甚至以國家之名固定其權力的位置（Communist 246-48）。相對於掌握財產的「城市擁有者」（bourgeoisie），巴迪烏的「邏輯革命」便是強調共產主義理念使不具身分與地位的「無產者」得以持續出現。由於這個集合內的「外場所」持續出現，而現有的場所邏輯的穩定狀態也因此被改變 （Communist260）。正如托斯卡諾（Alberto Toscano）所指出，巴迪烏所強調的共產主義理念是基於平等原理以及自既定邏輯撤離的辯證過程，以便對任何代表體制的主導結構進行叛逆的解離運動。因此，使政治性主體得以出現的共產主義本身，便是使任何集體去實體化的動力（Toscano 146-47）。

巴迪烏所提出的「一分為二」的概念已經脫離了時代性話語的結構性對立，而著重於從任何被觀念綁束的地方解離，打破再現代表制之僵化邏輯，並且使每一個主體從穩定計算結構中撤離，而帶出獨一的真理。巴迪烏深刻地說明了解放政治暴露了每個人「計算為一」的悖論：將每一個都計算為「一」，甚至不被計算的都以「一」計算，而生產出了「相同」（the Same），這種形式平等反而造成了不平等的事實（“Politics as Truth Procedure” 159-60）。只有當國家的穩定計算力量能夠被推離，其超出的權力才有可能在距離之下被測度，也才可能以「解離」的力量脫離此穩定計算，脫離「同一」的權威，而使獨一的變化得以持續發生。巴迪烏甚至強調，唯一存在的共產主義，就是獨一性的共產：沒有任何獨一性會與任何其他獨一性不平等。在此原理之下，每一個與自身相同，而不是與其他人相同，這就是所謂的思想與存有自身的同一（“Philosophy and Politics” 174-76）。

五、結論：政治性主體之可能空間

循著洪席耶與巴迪烏的不同路徑，我們得以思考關於政治性主體的難題以及其可能性。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讓我們目睹各種被片面意識形態立場與功利化觀念結構所操縱的主體。在計算理性之下的形式平等，正好排除了不被計算也不被納入的非公民、無產者或是無分者。共識邏輯使得共同分享成為進入分配位置的階級區分。如何重新思考平等，以便面對「公共」，則是洪席耶與巴迪烏在對立位置之下所共同指向的思考路徑。

從洪席耶與巴迪烏對於「一分為二」的不同演繹，我們清楚看到前者指向鑲嵌於話語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與對立，後者指向存有的發生與非實體化的持續辯證運動。「空」的概念是二人操作「一分為二」的基礎，但是洪席耶從話語結構切入，強調「計算為一」的主體同時銘刻了話語的內在缺口，話語理性所造成的缺口則是「無分之分」藉以出現的政治性起點。在洪席耶的脈絡下，話語空隙處的「空」，既是話語結構的認識論盲域，命名之「無－根基」，也是不同主體之理解位置的「缺口」；此處涉及了「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巴迪烏則從形式邏輯切入，援用拓樸論的空集合概念，強調主體的命名切割都在「空的邊緣」，而在真實辯證運動中有新思想與新主體出現的可能。對於巴迪烏而言，「計算為一」的主體以「空」作為集合內發生變化的原理性前提，思想之力從既定結構扣減與解離，使存有之發生得以進行無限運動；此處也涉及了「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他們二人透過「空」的概念所展開的「一分為二」，以不同的方式解開了「空」被佔據而實體化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