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主體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集權專制政體或是資訊控制的社會。在民主政治體制內的社會，以不同政黨立場參與政見辯論的民意代表，或是以投票來支持政黨的公民，也暴露了政治主體的悖論。

公民參與國家治理，民意代表或是選民雖然有清晰明確的政治意見，但是在政黨政治的體制下，不同民意卻時常輕易地陷入金權或是族群的角力陣營，成為不同利益團體的選票人口；這種政黨主體是什麼樣的政治主體呢？

在全球化金融體系快速發展的社會中，自由主義經濟以「私有化」之名，將資源從國家奪回，卻匯聚於少數資本擁有者的手中。這些資本擁有者的投資與擴張，藉由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之名，進行投資或是建設的利益交換，實際上卻仍舊被國家金融體制以及發展政策支撐。

在資源被壟斷的龐大結構之下，當參與政黨政治的公民只能夠成為選票佈局，或是納稅體系之下可計算的人口時，這是什麼樣的主體？資本跨國流動與分工結構下移動的勞動人口，成為無法擁有權利的非公民，雖然宣稱是自由流動者，卻無法撼動此資本壟斷結構，這又是什麼樣的主體呢？爭取弱勢者權利的主體如何在進行政治抗爭之同時，不會壓迫了其他不被計算為共同體成員的非主體或是非公民呢？

上述難題涉及了二十世紀不同政治體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政治主體如何出現？如何以被計算為「一」的主體出現？其出現是否已經被某種觀念性結構的「一」所決定？是否必然被納入具有統合與同質的「一」的穩定權力結構，例如宗教、理性、政黨、國家或是資本？

政治主體如何可能避開此弔詭，如何能夠透過「一」的出現而挑戰原本「一」的結構？這些問題都關係了政治主體──或者應該說是政治性主體──的重新思考。

洪席耶與巴迪烏同樣是阿圖塞的學生，經歷了68學運，思想上靠近馬克思主義，早期都都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強調一則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鬥爭，再則也對蘇聯共產黨僵化體制進行鬥爭的「兩條戰線鬥爭」（a struggle on two fronts）。[7]

洪席耶論點中無論是話語的原初分裂、partage一詞所意涵的共享與劃分，或是治理與政治的對立，都展現了「一分為二」的思維模式。[8] 巴迪烏在2011年出版的《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英文版附加的，由譯者凃子謙（Tzuchien Tho）進行的訪談中，也曾經表示「一分為二」是辯證法的核心問題，也是他自己從早期到晚期哲學發展的關鍵問題（Badiou, “Interview” 90）。[9]

然而，他們的思想在最靠近之處卻彼此岔開。[10] 洪席耶與巴迪烏對於「計算為一」以及「一分為二」的不同理解，以及對於「空」的不同詮釋操作，引起了我的高度興趣。我認為，他們之間的歧義，關鍵就在於他們如何透過「空」（le vide; void, empty）來置疑「計算為一」的詮釋差距。

透過「空」的歧義，我們可以展開對於此二人如何思考「計算為一」以及「一分為二」的辯論平台。我將指出，正是在此岔開處，有關政治主體的核心問題恰恰能夠被清楚地凸顯出來。

以下，本文將分四個階段進行討論：

首先，我將釐清洪席耶的「計算為一」的計算理性與共識結構的治理性悖論，以及話語內部「一分為二」所銘刻的缺口與差異，以便討論洪席耶的政治性主體以及不可共量性的平等預設；

其次，我要說明巴迪烏如何以集合論的「空」來解釋「一分為二」的解離之力，以便思考「計算為一」的根本局部化與邏輯反叛；

第三，我要進一步討論洪席耶與巴迪烏以「空」進行「一分為二」的詮釋歧義，前者指向時代性共享話語邏輯以及鑲嵌於話語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與對立，後者指向存有發生的形式邏輯與去實體化的辯證運動；

最後，本文結論將指出，洪席耶與巴迪烏雖然以不同取徑抵制「一」的絕對化，卻都指向了他們對於根本平等、公共以及政治性主體積極意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