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國際形勢，發表了關於「一分為二」以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分析。毛澤東關於「一分為二」的概念來自於當時的馬列教科書，也來自於他閱讀列寧1915年《哲學筆記》的心得。

列寧指出，「統一物分裂為二」以及「對於其矛盾部分的認識」，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列寧也說明，任何一個命題，或是原子核（nucleus），或是馬克思《資本論》以商品作為分析資本主義過程的一個細胞（cell），都可以作為辯證過程的胚胎，從其中觀察並且揭示辯證過程的法則。[2]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透過他所謂經濟形式整體之「細胞」（cell）的概念，檢視既是勞動產品又是價值形式的商品，如同細胞的一分為二，揭露主客對立的分裂在「商品」處發生：「商品」作為價值形式，在已經決定的價值衡量尺度下被交換與累積，「如鐵一般必然」的資本擴張邏輯，反向規範了生產勞動產品的勞動力計算模式，以致於勞動力在利益與效率的考量下被計算與剝削（Marx 6-7）。

馬克思對於商品的分析，以及關於貨幣交換、資本邏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檢討，的確是以反轉閱讀的方式，呼應了黑格爾所說明從物質持續展開純粹否定性運動的辯證邏輯：

簡單之物「一分為二」（the bifurcation of the simple），透過自身的雙重化（doubling）與他異化（self-othering），在持續運動中否定開端的設定自身（positing itself），向不同於自身的他物轉化，經由異於自身的中介（the mediation of its self-othering with itself）回到自身（Hegel 10）。

毛澤東從1937年提出的〈矛盾論〉開始，便參考列寧從黑格爾與馬克思所擷取的辯證邏輯，強調相反相成以及部分與整體聯繫中的辯證轉化；此外，毛澤東多次講話中也主張對立，或是均勢總是暫時而相對的，相對關係總是在力量消長之間發生本質性的變化。[3] 但是，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批判蘇修的風潮中，「一分為二」卻被利用來作為批鬥楊獻珍「合二而一」論點的對立立場。[4]

如何分析特定歷史時空下的社會分類層級，以及其中主導觀念結構所造成的壓迫性，與排除性的衡量計算尺度，便涉及了物質辯證過程中「一分為二」的持續運動，或是觀念實體化下被「計算為一」的問題。這個問題值得放回到二十世紀中期的冷戰年代進行脈絡化的分析。

台灣海峽兩岸各自政治場域，在冷戰意識形態下形成恐共或是反右的對立立場，展現了疆界內部化以及觀念僵化的局面。「一分為二」以不同形態在兩岸成為重構新社會與新國家的治理模式，也成為冷戰結構操作納入性排除的常態。不過，這是其他論文的工作。[5]

本文將透過早期受到毛派左翼思想影響的當代法國思想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與巴迪烏（Alain Badiou）的後期著作中，對於「計算為一」以及「一分為二」的思考，來討論政治主體的難題，也就是政治主體如何被「計算為一」，「一分為二」的矛盾如何被實體化為內部疆界，以及作為純粹否定性運動的「一分為二」如何可以重構「計算為一」的邏輯，而使得政治性主體得以被思考。[6]

經歷了二十世紀的歷史過程，或是回顧更長的歷史時段，我們注意到各種被政治意識形態所動員的政治主體（subject），其實是主動而積極的從屬者（subject）。這些政治主體並不是被動地處於被操縱的位置，而具有其主觀能動性。即使在高度專制與資訊監控的體制內，我們仍舊會看到這些個體主動而自發地，執行各種日常生活的勞動或是進行善惡判斷，擁有高亢激昂或溫柔真摯的情感投注。

問題是，當這些個體在特殊情境之下被共同體意識動員時，不僅會在戰爭中殲滅敵方，也會自主地執行剷除、鬥爭、設計陷害或是告發內部「敵人」的行動，例如二戰期間法國維奇政府（Regime of Vichy）鎮壓內部的法國游擊隊、中國大陸不同時期對於反右、修正主義與走資派的鬥爭，或是臺灣戒嚴時期對於通匪以及思想有問題者的檢舉肅清。

當被排斥與剷除的「敵人」並不是處於戰爭狀態的敵國人民，而是共處同一個社會的「內部敵人」，或是外部敵對矛盾內部化並且轉為內部敵我對立狀態：此處，真正的問題是，這些擁有清晰政治立場、判斷共識並且執行政治行動的個體，是什麼樣的主體？

在長期教育養成下積極執行其所認同的真理之個體，其主體性要如何被界定？是否有任何主體可以脫離於社會氛圍、時代情感認同、正義區辨、話語之導引傾向，而成為一個具有批判抗衡力量的政治性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