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考察合法化敘事的兩種觀點，一種傾向於政治的，另一種傾向於哲學的，在現代歷史中兩者都有極大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知識及其機構的歷史中。

第一種觀點中的敘事主體是作爲自由英雄的人類。所有的人都有權了解科學。如果社會主體還不能成爲科學知識的掌握者，那是由於受到牧師和專制者的阻撓。人們了解科學的權利應被重新賦予。這種敘事主要指導基礎教育政策，而非大學和高中教育的政策，這一點容易被大家了解。[1] 第三共和國的學校教育政策正好有力地表明了這些預設。

然而，這種敘事似乎不得不以削弱高等教育爲代價。與此相應的是，拿破崙在高等教育方面採取的措施一般被認爲是爲了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職業技能，對於政權的穩定來説這也是必需的。[2] 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自由敘事的語境中，政權的合法性不是來自政權本身，而是來自於民衆。因而，帝國政治讓高等教育機構成爲培植政府官員和市民社會官吏的基地，它這樣做的原因是由於作爲一個整體的民族要獲得自身的自由，就必須通過這些幹部在民衆中傳播新知識，通過他們在將來所從事的行政工作和職業中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得以實現。同樣的推論也適用於建立適宜的科學機構。每當政權以“國家”的名義直接控制培訓“民衆”，以使之走上所謂的前進之路時，我們就會看到政府求助於自由的敘事。[3]

在第二種合法化敘事中，科學、國家和政府之間的聯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思路。它首次出現於1807—1810年柏林大學成立時，在19世紀和20世紀它很明顯地影響了那些年輕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4]

這所大學創立之初，普魯士政府曾收到費希特 (J．Fichte) 的計劃和施萊爾馬赫 (J. Schleiermacher) 提出的觀點與之相針對的計劃。洪堡 (W. Von Humboldt) 必須對之作出決斷，結果他最終選定了施萊爾馬赫的更“自由”化的觀念。

閱讀洪堡的報告時，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將他全部有關科學機制的政策簡化爲一句名言：“爲科學而科學”。但這樣一來我們就誤解了這一政策的終極目的，他的政策與施萊爾馬赫更全面闡述的策略十分相近，並以更爲徹底的方式表現出來，而在施萊爾馬赫的策略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是我們正討論的合法化原則。

洪堡堅定地主張科學要遵從自身特有的規則，科學機構“存在並不斷地自我更新，沒有任何約束，也沒有任何確定的目標”。然而他又補充説，大學應該將自己組成成分之一的科學用於“國家精神和道德的培植”。[5] 這樣的教育效果如何從非功利性的知識探索中産生呢? 按照洪堡所指出的，真正使他們感興趣的不是學問，而是“品德和行爲”。

於是這位部長顧問洪堡先生面臨一個巨大困難，在某些方面它讓人聯想到康德批判在認知和意志間所造成的斷裂；這是兩種語言遊戲規則的衝突：其中一種遊戲規則是由僅屬於真理標準範疇的指示性陳述構成；另一種則統治着倫理、社會和政治的實踐，它必然包含一些決定和義務，換言之，即包含一些不一定真實但必定公正的陳述，這樣的陳述説到底不屬於科學知識的領域。

但是，對洪堡計劃所追求的目標來説，這兩種話語整合統一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教育目標不僅要讓個體獲得知識，而且還要爲知識和社會培養完全合法性的主體。洪堡因此希望激勵起一種“精神”(費希特謂之爲“生命”)，它由三種願望組成，或者更簡單地説，即是由統一的三重慾望構成：“一切均來自一個本源”(它與科學活動相對應)，“一切都歸於一個理想”(它主宰倫理和社會實踐)，“此本源和此理想整合爲一個觀念”(它確保科學研究對真實原因的尋求，必然符合於道德與政治生活對公正目的的追求)。這最終的整合終於建構起了合法的主體。

注釋：

[1]這種政治的踪跡出現在法國中學高中階段的哲學課程中，哲學教育研究小組建議在中學第一階段就開始教授“一些”哲學。參見《誰怕哲學》(巴黎：弗拉瑪尼出版社，1977年)第二部《降級的哲學》。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課程設計，尤其是哲學課程，似乎也是按照這個方向制定的。可參見《中學教育備忘錄》(1975—1976)中有關哲學思想的部分。

[2]參見H．雅恩：《大學與當代社會需求》，載《國際大學聯合會手冊》(1970年)；大學教育研究委員會曾徵引此文，見《諮詢文件》(蒙特利爾，1978年)。

[3]一套“艱澀”的，近乎神秘費解的軍事術語般的表達可以在J．菲爾霍那里找到(《聖保羅大學哲學、科學、文學學院首屆畢業典禮上的講話》1937年1月25日)，也可以找到一種方式適合於表達巴西發展中的現代化問題，參見《大學改革工作小組報告》(巴西利亞：教育部、文化部等等，1968年)。這些文件是巴西大學檔案的一部分，聖保羅大學的H．查米利安和M．卡瓦爾黑慷慨地將這些檔案轉贈給我。

[4]這些資料在法國也能見到要歸功於A．阿本蘇爾和哲學學院的《大學哲學——德國唯心主義及大學問題》(巴黎：帕約特出版社，1979年)。此書收錄了謝林、費希特、施萊爾馬赫、洪堡和黑格爾的文章。

[5]W．洪堡：《論柏林高級科研機構的內外組織》，載《洪堡全集》，法蘭克福，1957年，第126頁。

（讓-弗朗瓦·利奧塔／著︱程小平／譯；選自《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