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巴迪烏所強調的新思想的發生以及普世性原則，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相對於洪席耶所檢視的話語邏輯，巴迪烏分析的是主體與思想辯證過程的形式邏輯。巴迪烏所著重的普世性與真理過程，不是透過知識描述的結構，而是無法計算與不佔空間者的出現，是從可命名、可辨識、可決斷之處撤離，所謂思想的曲線。[37] 巴迪烏的肯定式（affirmative）哲學，使我們可以思考政治性主體出現的背後路徑，以及其岔開甚至失敗的環節。巴迪烏所分析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二十世紀歷史事件的代表性例子，便相當具有啟發性。巴迪烏認為，如果以邪惡、浩劫、死亡人數來定位二十世紀的幾個政治事件，我們就無法思考二十世紀的難題。巴迪烏要以二十世紀如何以「思想形式」出現作為他的思考工作，分析這些主體如何成為主體、如何思考自身，以及這些思想的形式邏輯，以便二十世紀向我們呈現的難解之謎得以被思考（Century 3-6）。一般論者以黨內派系權力鬥爭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定論，指出毛澤東所提出的大躍進經濟政策的全盤失敗，以及此措施所引發的人為大飢荒，導致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施行黨內權力鬥爭傾軋，以及毛澤東為了重新穩固權力，利用紅衛兵進行文化大革命而引發長期血腥暴力的失控狀態。巴迪烏指出，這些歷史現象與事實數據或許並沒有錯誤，但是這些論者相當同質性的詮釋角度，卻使文化大革命所凸顯的政治意義無法被思考，包括1966-1967年間短暫的全面政治化、官僚形式主義被鬆動、黨與國的有機構連，以及毛澤東檢討史達林的集權經濟政策而提出化解城鄉矛盾的鄉村工業化與經濟自主種種策略（“Cultural” 293-95）。巴迪烏對於這些政治過程真正要提出的思考是：在1966年11月到1968年7月之間，一種集體創造的新的政治形態是如何發生的？這個政治如何出現，為何會失敗，甚至導致全世界唯一以共產主義政黨為國家形態的黨國制度無法延續？

此處，我們當然必須首先理解，巴迪烏所定義的「共產主義」是堅持平等原理而思考「無產者」如何得以出現的理念。「無產者」不是實體化的勞工階級，而是在國家與社會穩定配置的狀態之下沒有身分而無法出現的「非場所」。真正作為政治性組織的「黨」，不會以任何觀念性的教條或是信仰來束縛其黨員，而是提供辯論的場域。巴迪烏所設想的「黨－國」（party-state），或是「部分－全體」（part-whole），是動態構連的模式，不斷以拓樸方式帶出此集合內新的「非場所」與「外場所」，而更新各個部分，也同時重組作為集合的社會與國家。無論是「無產者」或是「部分－黨」，都有集合內的「外場所」的原理性預設。集合內的空集合，或是任何命名行動所銜接的「空的邊緣」，都使得「集合」內的部分無法被完全計算，而可能由內翻轉生成新的空間，重組集合的場所邏輯。問題是，「無產者」或是「黨」仍舊難以脫逃被時代條件與觀念結構所界定的實體與集體範疇，「無產者」因而反成為被實體化的勞農階級，「黨」則成為強調忠誠黨性與權力結盟的操作。為了打破黨國官僚與代表制的僵化形式，毛澤東策略性地引入群眾動員。但是，群眾動員的暴力卻超出自身，使得國家不得不以武力干預介入，而中斷了這場嶄新形式的政治革命。巴迪烏分析這場包含內在矛盾而自我解消的政治革命，包括啟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質疑官僚體系的論述內部，隱藏了預設對立以及誰決定誰是敵人或誰決定甚麼是革命批判對象的主導權的問題；年輕學生參與紅衛兵，卻無法遏制超出自身的暴力；上海公社本身反對國家體制，但是仍舊需要國家出面維持其控制權；工人加入學生而加強革命群眾基礎，卻更擴大暴力層面；批鬥大會成為派系輪替奪權之替代形式；賦予學生與工人造反有理之希望的毛主席，同時默許了個人崇拜，而造就了另一種狂熱信仰的蒙昧主義；甚至，毛澤東自己就是建立以及瓦解社會主義的悖論本身（“Cultural” 299-321）。解放政治的確曾經發生，曾經被毛澤東所啟發與鼓勵，卻也被他自身所消解。要如何思考此悖論，不要將文化大革命立即汙名化，也不要為了維護其神話，而無法思考其所導致的後續效果，則是巴迪烏向我們提出的重要問題。

回到巴迪烏所討論的「共產主義理念」。巴迪烏指出，「理念」（Idea）是一種想像運作：政治行動中曾經發生的「共產主義理念」，是在真實、符號與個體層次之間持續辯證而「成為自身」的過程。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派運作與共產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觀念以及國家機構中，共產主義理念的辯證運動卻都被中止（Communist2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