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烏關於「局部化／在地化」內部翻轉的構想，使得我們可以思考作為集合個體、社會與國家之內部更新與重組之可能性──每個個體都是變化與更新的最小單位，都在「空的邊緣」，都因為內部的「空集合」而會發生變化，而每個單位的變化也會促成整體的持續變化。然而，這個變化無法自然發生，而必須透過政治性的行動，透過從「一」的被給定結構中解離、扣除，才能夠進行重構的程序。顯然，巴迪烏所謂的場所邏輯的內部翻轉，與洪席耶所討論的話語邏輯之內在空隙，是不同位置的詮釋角度。巴迪烏的邏輯翻轉與更新，並不是在現象上的顛覆，而是在邏輯上的重組。他的邏輯重組建立在「主體－思想」的前提，而主體便是翻轉邏輯的行動。我們需要繼續進入巴迪烏所論作為原理與形式功能的「主體」，以及主體的「邏輯行動」（logical act）與「邏輯反叛」（logical revolt），以便進一步討論巴迪烏與洪席耶對於政治性主體的詮釋歧義。

            （三）形式邏輯的主體：切割機制──「空」的邊緣

            巴迪烏反對意識主體與反思主體的主體論，也反對道德範疇的主體論，更不願意將主體僅僅視為意識形態的虛構。對巴迪烏來說，主體是指具有決斷力（decision）與意志（will），透過身體化（incorporation）的過程，而成為一個具有物質存在的「真理身體」（body-of-truth）。這個決斷與意志的程序，便是巴迪烏所說的「主體化」（subjectivation）（Communist229-34）。[29] 對巴迪烏而言，正如對拉岡而言，「主體」是形式上的「功能」：主體化的身體已經是內部分裂（scission, split）的身體，是被語言切割而分裂／被橫槓劃分的身體，而「真理身體」則是獨一無二的分裂之身體「真相」。巴迪烏以「結構場所」（esplace; splace）來說明穩定狀態（state）的符號秩序之場所邏輯；相對於「結構場所」，則是主體脫離穩定結構的狀態，透過思想的「扭轉之力」（force of torsion），使某個內部屬此又不屬此的「外場所」（horlieu; outplace）與「非場所」（non-lieu）出現。這個藉由「力」不斷由內而外、將內部的「外場所」帶出的過程，是思想透過物質性辯證而無限發生變化的過程（Theory 8-12, 32-36）。

「事件」（event），就是「變化」，是新狀態的「發生」與「來臨」。[30] 如何思考「事件」，如何思考曾經發生的經驗，以及變化如何發生或是如何可能再度發生，是哲學的根本問題之一。巴迪烏提出以集合概念來思考「事件地點」（evental site）：「事件」的發生改變了集合之所以成為集合的奠基原理，一個集合從其被納入的集合狀態中鬆脫，脫離既定的組織，而更改了此集合。因此，事件的發生，是對於集合狀態的增補與更新。巴迪烏也指出，集合中的所有元素都在「空」的邊緣：每一個元素都可能因為其非實體化的「空」而發生變化。[31] 此處，巴迪烏的論點指向了事件發生的多重決定因素，以及因為發生變化而集合中的元素也隨之改變：也就是說，某個先存的邏輯決定了原本穩定的狀態，而當某個例外的真相（truth）出現，改變了此情境的集合元素，因此這個情境集合的整體邏輯也被改變。

巴迪烏說明改變邏輯並且造成變化的「行動」（act），便是「邏輯反叛」（logical revolt）。[32] 事件一旦發生，便立即消失；事件本身不具有特定價值。但是，在情境中無法被決定的價值，卻透過事件後採取特定意義與物質性立場的「事件聲明」而被決定，「主體」也透過「事件聲明」的宣示而出現。在巴迪烏的形式邏輯分析下，「主體」是在世界關係結構中透過行動而出現的不同模式：主體可能會透過事件聲明而否定變化，鎮壓變化，回到過去，這是「反動式的主體」（reactive subject）；主體也可能會透過聲明表達對於未來的投射，建立信仰，重新附魅，這是反啟蒙的「蒙昧主體」（obscure subject）；至於忠實於變化，維持此變化之持續，不建立全稱式穩定秩序，則是巴迪烏所謂的「忠實主體」（faithful subject）（Logics 45-48, 62-63, 79-88）。巴迪烏這種不同主體模式的形式邏輯分析，提醒了我們主體的言論與行動本身，並不足以讓我們理解主體為何如此出現以及其背後的構成邏輯。我們必須透過主體身體所銘刻的「印跡」以及主體出現的模式，來探討事件變化的強度以及事件對主體所帶來的效果，並且從而理解這個狀態為何如此構成以及其構成之底層條件（sub-tract）。透過印跡與造成效果的不同底層條件，我們才能夠分析不同模式的「主體」出現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