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國人在各種官方辦事機構先要公開自己的履歷，不是再次出於信任把履歷交付出去，也不是講述，而是公開。這與講述截然相反。鑒於公開之後或者能獲得機會，或者將失去機會，這種公開已經意味著置疑。我回憶自己在難民營度過的時光。新來的人得手里拿著一張紙穿過一扇扇門去辦手續，先去哪里後去哪里的順序是規定好了的。最初要進的兩扇門是聯邦情報局的辦事處，不，門上當然沒有這麽寫，門上寫著：測試機構a和測試機構b。手里那張紙叫檢驗單，這名字起碼還誠實。當時有的門上貼著紙條，上面寫著：我德語無懂。德國辦事員覺得這句語法不通的句子很滑稽，但又不允許他們明著說，所以他們就用這種辦法來表達。…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確實想把埃里希·昂納克描繪成我的同鄉，他身上有薩爾人的各種印跡和特點。我甚至於把他的邊防想法診斷為薩爾人誤入歧途的象征。我錯誤地做出了執拗的斷言，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家鄉累積了太多的感受，是會把它們當做國際間的兄弟情感釋放出來的。這會導致神經病患者的失誤，這種失誤緣於被壓抑的反抗意志，鑒於有人想逃跑就會拉起鐵絲網，鑒於有人渴望回家就會建起一堵墻。”…

羅馬尼亞體操世界冠軍納迪婭

科馬內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羅馬尼亞名字，並上了獨裁者小兒子的床，為的是能在國外站在平衡木上。獨裁者的影子跟著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動。她在外國的體育館成為勝出者，但在自己國家她仍舊是個臣仆。贏得世界冠軍賽的歡呼聲一結束，她在“家里”就去獨裁者那里表示感謝。她說，她在平衡木上獲得的勝利全要歸功於他的領導和智慧。齊奧塞斯庫微笑著吻了她。當獨裁者的兒子早就躺在別人的床上之後，她去了美國。後來人們聽說她在那兒給內衣做廣告。

無論人們向哪里看，來自民主國家的人和來自獨裁國家的人的命運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前者是民族國家的孩子，而後者是政體國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國家和政體國家的孩子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體國家的孩子腦中才會有陰影蔓延。

羅馬尼亞劃手伊萬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劃艇世界冠軍。盡管他挫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在外國他卻是帶著獨裁的陰影坐進賽船的。而他的另一個與生俱來的陰影就是他的童年。因為他來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邊木樁上的茅屋，邁過門檻就進入水中了。由於目力所及到處是水，所以他就像這一帶的所有孩子一樣必須同時學會在窩棚里走路和劃小船。…

1987年我到德國後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當時柏林還是一座有一堵“移動的”墻的城市。有些日子這堵墻就立在街的盡頭，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墻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動物馱在背上遊走。兔子和烏鴉，這些被射殺的動物就像槍管一樣令我感到恐懼。墻消失了，被射殺的動物逃到鄉下去了。可能它們逃亡時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許多遭追殺者那樣。當時正值嚴冬，墻的後方一片荒涼猶如不毛之地。…

墓碑上的照片有靜靜的呼吸。

我在這個單調的冬天的夜晚生下的孩子是個姑娘。爺爺大聲吵吵地、自言自語地走在冰封的田地上，臉上的表情因憤怒而沒了樣，奶奶說。他恨那些給牲口餵飼料的雇工。他不吃不喝了，他恨他們，因為他們是男人，在家中有兒子。爺爺說：“你們給她起名勺把子也好，其他什麽名字也好，隨便你們，不要問我。”說孩子時他對我說的是：你的孩子。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個深沈的聲音。…

他說：“嘿，年輕的女人，上哪兒去？”我說：“去教堂，尊貴的閣下。”神甫微笑說：“年輕的女人，死人不需要我們看護。”“尊貴的閣下，他們需要我們的祈禱。”我結結巴巴地說。神甫長長地看了我肚子一眼：“他們聽不見。死人沒有靈魂，年輕的女人。”我看著梯子的空橫木：“尊貴的閣下，您這麽說，是罪過。”我把玫瑰花放在肚子前。神甫說：“只有雲彩才能升天，年輕的女人。”…

墓碑上的照片是熱的。

神甫吃了一整隻雞和沾著厚厚奶油的辣根。爺爺說：“尊貴的閣下，那兒還有豬肉。”神甫用刀和叉吃了一個豬心，紅櫻桃，還有用糖和血做成的汁。奶奶說：“神甫喝葡萄酒時，袍子里升騰起一個熱乎乎的屁，在我坐的椅子周圍蔓延，有骨子苦膽的臭味。”爺爺說：“尊貴的閣下，那兒還有燒酒。”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個圓圓的額頭。…

走在田間的小路上，我的身體是空洞洞的。

風給墳墓的上方吹來一絲土地的氣息。

走在田間的小路上，我的裙子隨著腳步在飄動。田上是沒有風的，奶奶說。我走過莊稼地的青青小溪。我的耳朵里有颯颯的聲音，我的頭腦很沈重，因為面對丈夫的大片土地，我是那麽的貧窮，因為我的手指在蜷曲，感覺到手指上只剩下了骨頭，因為我是在緊貼著骨頭走路。

奶奶的墓碑上有一張她的照片。…

那天——那天學校上學，因為英格從學校回家，用肥皂洗沾滿粉筆灰的手。那天，當粉筆灰像往日一樣不肯從手上褪去，當手指上的肥皂沫鼓起無數個腫瘤般的肥大的泡泡，破碎，卻沒有碰到觸到皮膚；那天，當廚房變成了一個雜物堆，由盤子、刀子、壺罐、碗、杯子組成的垃圾堆，它們相互碰撞發出聲響，有股酸酸的味道；那天，當房間在滿是折疊的、縮成一團的、工作用的破舊的裙裝中被翻個底朝天；那天，當家具上滿是舊得起毛的打開的書和紙片，當英格滿腦子都是結構套裝的、複雜的句子；就在那天，英格做了一件事，一件她早就要做但是一直沒有做的事情，之所以一直沒做，是因為她不知道這是什麽事。…

卡爾要離開這個國家。 

風透過圍欄吹進牧場。樹葉舒展開了。田野的氣息飄進了院子。 

雷暴雨過去後，樹升騰起煙霧。

  …

我在院子里吹滅防風燈籠，雅各布抖去黑色大傘上的積雪。我把馬丁從馬車上抱下來，把他睡著抱進他的房間。他沒有感覺到我在抱他。我把他和著大衣抱到床上。第二天早晨，我走進他的房間，看見他躺在床上，醒了。他問我是不是去萊尼姨那兒。我說：不。我脫下他的大衣。他的襪子被雪弄濕了。我把襪子從他腳上脫下來時，他哭了，不讓我脫。那天早晨，當雪從房頂上滑落，落在院子地上的雪上時，雅各布給他的姐姐寫了一封信。信與其說是用手寫的，不如說是用臉寫的。當他第三次，而且是聲音越來越大地朗讀那封信，並且用指尖滑過寫下的每一行字時，我看著他長長的食指。他朗讀道：到了春天我們會過去，現在路都給雪封住了，他的鄰居去樹林中砍木頭時，差點讓狼給吃掉。雅各布折起信。我想到了那首歌，在回村的路上，馬丁的後背透過大衣唱的那首歌。雅各布把信放進信封，說：如果萊尼在冬天死了，那她就完了，因為她是聾子，沒人去看望她，如果她死了，村子里甚至都不會有人發現。…

如果我說，馬丁的死亡是因為那隻鶇鳥，有誰會相信我呢。 

我記不清楚是哪一年了。我說的事情開始的時候，村子後面的山崗周圍颳起了一陣風，風卷著紅色的雲團壓在樹葉上。這天的早晨變成了一個玻璃罐，村子變成了罐底的一堆石頭，又小又黑，就像一個屎殼郎，在地上的糞堆里翻來翻去。只有一隻鶇鳥從罐子的上方飛過，它的頭是紅色的，因為是從山崗那邊飛過來的，帶過來了那邊的雲團。



                                                                 …

唱詩班隊長在獨自吟唱。農學家的膝蓋在舞動。伊沃奈的手指在舞動。鐵匠在用沙啞的嗓音大聲唱歌。萊尼的臉頰上掛著一顆圓圓的淚珠。裁縫擺脫了黑色的墓碑和萊尼的眼淚，她一身豌豆綠，帶著白色花邊領的喜悅喝彩道：“再來一個！”

大公從舞臺上走過，身後跟著三個仆人，仆人的後面跟著一匹馬。仆人個頭比大公小，年紀比大公大。那匹馬的鬃毛里有紅色的帶子。

伊沃奈看著馬腿，帽穗撫弄到鐵匠的嘴巴。萊尼在咬真絲頭巾的一角。

“陛下，”年紀最大的那個仆人說，“獵人承認了，格諾菲娃還活著，沒有死。”個子最矮的仆人跑了起來，一邊跑一邊用手指著一片灌木林。裁縫對著萊尼的耳朵低聲說著什麽。…

在馬路另一邊走的是郵遞員，他的帽舌看上去如同屋檐。我能看見臉龐的根部，還能看見小胡子，但是看不見他的嘴。

我的鏈子在鞋底嘩啦嘩啦響。我沒有去鐵匠鋪，而是朝鐵路路基走去，因為我聽到路基後面有歌聲。歌在路基的里面，很長，很高，肯定能飄進村子。此外歌聲柔軟，淒涼，像夏日里落在地面的雨水。

歌是小提琴拉出來的，緊繃的琴弦如同村子上空架設在電線桿上的電報線。 一個男人的聲音低低地從地里傳出來。他在唱馬，唱大街上的饑餓。

鐵路路基上，黑色的火車行駛的鐵軌旁，長了許多草，盡管火車已經開過去了很長時間，草仍然在火車的吸力中顫動著。讓草顫動的火車從不在夜間行駛，而是在第二天白天才駛進村子。…

院子的植物長得很高。影子在變長。院子沒有土，院子只有玉米。

“他那只眼不是在打仗的時候弄瞎的，”爺爺以前這麽說過，“打仗會死人，如果人死了，那就是徹底死了。”他的小胡子顫悠悠的。“不在村子下面，不，不在，而是在離這兒很遠的地方，是的，離這兒很遠的地方，在很遠的世界。 誰知道，他們現在在什麽地方轉那個黑色的大軸。他的眼睛是在鐵匠鋪弄瞎的。”爺爺曾經這麽說過，“那時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男人了。”…

現在是朋友剛剛死去後的時間。

長途的旅行是一根鐵軌。政府部門的鋼鐵。車廂在行駛。玻璃在催趕畫面。只有頜骨被打碎了。只有目光在審訊的嚴寒下凍住了。只有書信和詩歌是赤裸的，被人譏笑。

到達的是冬天。陌生的是國度，不熟悉的是朋友。樹木被砍伐，寒冷的二月。

上面是一扇窗戶。

我不在那里。只有在夜晚我才能感覺到人們稱之為親近的東西，只有在白天我才能感覺到人們隨身攜帶的猶如遙遠的東西。我一步步地倚靠在街道一般高的窗戶旁。問鳥兒怎麽會如此剛強。…

“我從來沒有像在烏拉爾的五年流放那樣，那麽經常地夢到吃飯。”那個男人說。他是在二戰期間沒有加入黨衛隊的少數羅馬尼亞德國人之一，盡管如此，他還是在1945年因對希特勒的癲狂犯有“集體過錯”而被流放到蘇聯。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餓死或凍死，或餓死或凍死。

“腸胃越是空空，夢中的板油和面包就越是大。”他說。“我在夢中吃得撐得要命，醒來時卻餓得發抖。”

“流放營地有警衛看守，圍有鐵絲網，周圍什麽都沒有。”他說。“村子里有人死了，他們會派人來。我們會獲準進村去挖墳。由於在我們周圍天天都要埋葬餓死的和凍死的人，因此挖墳已經是一門熟練的手藝了，盡管土地凍得像石頭一樣硬。死亡在營地里太尋常了，尋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脫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里：我們脫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後讓雪覆蓋住死者。”…

“請問想買點什麽？”每個人走進這家小店時，女店員都會這麽問。她辨識每一個顧客，不放過每一個進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幫工是一個鈴，形狀是一頭帶著細細的金屬鈴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門檻，它就會發出響聲，將它發出聲響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額頭上。

我穿過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會穿過一扇玻璃門。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樣東西，因為女店員在註視我。這是一種強迫，強迫我有什麽願望。

由於鈴的發聲部位就在我的額頭上，所以從一開始起，這就是一個哽喉的願望。我必須為進店說明原因，否則那個鈴就會把這事鬧成一個醜聞。…

仿佛頭是內衣口袋，皮膚是汗衫——這樣就可以把東西藏起來。它們有好一會兒被緊繃在太陽穴之間。人們把眼睛縱著，耳朵伸著。人們動了嘴巴，甚至還握了手。提了一個最短暫倉促的問題：“好嗎。”然後就毫無理由地，就像掀一下眼簾那麽突然，進入另外一個內容。

對“好嗎”這個問題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好”。其實在隆隆的汽車和行走的頭顱和後背之間，人們也並沒真想聽什麽。現在是最簡短的謊言的時代。在握手、提問和回答之間，人們短短地，因為尷尬，看了一眼天空。人們的微笑是從某個地方帶來的，盡管人們以前並沒有笑過，而且以後也不會再笑。就像拍快照一樣，嘴角抖了一下，把微笑掛在了嘴的周圍。沒有人相信最簡短的謊言，也沒有人對它提出質疑。

有的時候最簡短的謊言還會有續集：人們問候妻子，丈夫，孩子，或兄弟——但是對問候的人，人們從來不過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