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到德國後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當時柏林還是一座有一堵“移動的”墻的城市。有些日子這堵墻就立在街的盡頭，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墻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動物馱在背上遊走。兔子和烏鴉，這些被射殺的動物就像槍管一樣令我感到恐懼。墻消失了，被射殺的動物逃到鄉下去了。可能它們逃亡時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許多遭追殺者那樣。當時正值嚴冬，墻的後方一片荒涼猶如不毛之地。

外國人，這個詞直截了當，它既中立同時又有傾向性，就像說出這個詞的每個嗓音的聲調所表露的那樣。不同的人嘴中說出的這個詞會有截然相反的意思，人們使用它的意圖也各不相同。即使是按其中立性來使用它，它也指所有被這麽稱呼的人。它是個集合詞，指的是那些從別處來到這個國家的單個的人。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故事，盡管他們在自己國家所受到的威脅，和所遭受的貧困是千篇一律的。如果他離開了自己的國家，他的生平經歷就是他最穩固同時又是最脆弱的財富。作為陌生人他尋找的補償則是他的國家從未給過他的，或是早就從他那兒剝奪走的。

德國人，即使是出於好意，也不能稱自己是外國人。施特菲·格拉芙和鮑里斯·貝克爾前一陣說過：我是外國人。在德國他們不是外國人。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在粉絲的關注下他們把小小的網球打過網。他們是眾人矚目的中心，比賽過後不久他們就打道回府了。在他們是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享受著特權。獲得名次登上領獎臺與在難民登記簿中的登記號根本不具可比性。所以名人的好意就走了味，變成了調侃。對外他們代表德國，與其說是代表政體國家，不如說是代表民族國家。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因為民族國家並不強迫他們非贏不可，即使輸了，他們在政體國家面前也不用害怕。這一點使他們有別於來自獨裁國家的運動員，後者接受的是偽政治任務，甚至要在真公安監視下嘔心瀝血。他們的身體屬於國家，每個獨裁政權都在運動員中喚起求勝意識，讓他們充當外交政策領域的戰士。這樣每次失敗都被咒罵為未能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而每次勝利都被當做成功地完成國家所交給的任務來慶祝，也就是說在政治層面上被濫用。在羅馬尼亞是這樣，在民主德國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