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想買點什麽？”每個人走進這家小店時，女店員都會這麽問。她辨識每一個顧客，不放過每一個進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幫工是一個鈴，形狀是一頭帶著細細的金屬鈴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門檻，它就會發出響聲，將它發出聲響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額頭上。

我穿過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會穿過一扇玻璃門。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樣東西，因為女店員在註視我。這是一種強迫，強迫我有什麽願望。

由於鈴的發聲部位就在我的額頭上，所以從一開始起，這就是一個哽喉的願望。我必須為進店說明原因，否則那個鈴就會把這事鬧成一個醜聞。

手的動作變得小心翼翼。手指彎曲時，皮膚變得蒼老。我吃不準手是不是幹凈。店鋪很小，女店員尖眼眶里的眼珠很白。有一瞬間我在想：“從被毀滅了的小地方來的人，他們的手不可能是幹凈的。”這和洗沒洗手沒有關係。一個經歷了數十年苦難，而且和周圍的一切以及所有人一樣，從中挺了過來的人，肯定會蹭到臟東西。他頭上太陽穴後面的那些粘兮兮的東西還沒有滴幹。他頭顱里裝的是一條條傷心的和被侵蝕的骯臟。必須把這些骯臟亮出來，就如同一個蘋果從中間切成兩半後必然會亮出蚜蟲啃噬的路徑一樣。恰恰是在一個小小的店鋪里，在因東西不多彼此能保持間距而形成的通透中，人的大腦必須亮出蘋果蚜蟲的啃噬路徑。特別是在一切都受到精心呵護卻仍然得不到一點保護的地方，特別是在人們必須以個體的人的形式出現的地方，我會因為憋悶而情不自禁地想到手指上的骯臟。

在一個災難已經發展成舉目皆是的土地上，一個人，一個個體的人是不會受到關注的。在這片土地上，在人的生命中，一個人什麽也不是。若幹年後，當眼睛和頭腦迷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後，一個人就連在自己的生命中也什麽都不是了。

在一片貧窮的土地上，求死的規模是很大的，而且大到和死的可能性一樣大。死是小事，頻繁得甚至都無法把握，是偶然。放眼望去，原因到處都有。誰如果去想，不幸不可能開始，因為它根本就沒有結束。誰聽到別人的死亡能把自己排除在外。誰不會想到時間長了這事也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一個人的生命不可能長到經歷那麽許多，因此有很多東西是不知道的。但是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東西，人們可以知道得非常清楚，因為人們看到的是它們赤裸裸的狀態。這很容易讓人沮喪。如果不幸像粘兮兮的臟東西那樣垂掛在太陽穴的後面，那麽人們也就是它們的一部分，不幸的一部分。貧困像有愧的良心，像債務，始終無法消除。

我在試穿衣服，因為這一切我都是在營業員的眼睛跟前想的。我脫下我的外衣。一件外衣掛在我旁邊的衣架上，不屬於我的外衣，不是我想要買的外衣。我解開它的扣子，迅速解開一個又一個扣子，因為我知道，我現在不能思考：扣子如同眼睛。我禁止我思考，因為這個小小店鋪里的所有東西都已經做好準備讓我去思考眼睛。

女店員的臉出現在我身後的鏡子里。“是同胞吧。”她問，“您是法國人。”我答：“我是羅馬尼亞人。”她在鏡子里撩開耳朵前的一縷頭髮。“沒關係，”她說，“只要您喜歡這兒就好。”

那件帶著陌生扣子的外衣重又掛在衣架上了。營業員用輕巧的手豎起自己的衣領，因為我出去的時候，門會打開，冷空氣會進來。

我是羅馬尼亞人，這對她說明不了什麽，但是已經足夠讓她不要對我有什麽指望了。她也是好意。

在街上我想到了超市。我，我知道這是在回家的路上，走進一家超市，在敞開的大門前，一箱子拖鞋放在街上已經有幾個星期了。它們的鞋底看上去就像是從拖拉機的輪胎上切下來的。超市里的音樂很吵。

如果在小店人們是因為受到門口那個鈴鐺的逼迫，不得不以個體的人的形式出現，那麽在超市，人們則是受到音樂的逼迫，以相互關聯的形式出現，走走，看看，試試。試衣間的鏡子拒絕提供個別人像。保持人們彼此之間距離的是買東西的願望，而不是必要。

收銀員不看任何人的臉。她敲進價格，滿足於各個數字，然後鈔票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好像東西不值錢。客人就是買東西的人。他們的眼睛顯示出一種和最便宜的價格不相一致的東西：沒有錢的人，就連小錢都會在他的額頭里扯下一個大賬單。

超市里有些東西我熟悉。在大量的商品中，有一樣東西我是通過一個貧窮國家的一無所有認識的：貧困。在禁止美麗的悲哀的堆積中，貧困是一種延伸。它開始於各個面孔的陰影中，用需要取代願望。這便是富裕社會的邊緣。

也許富裕是一個圓圈。邊緣就是圓圈的周長。它比圓心大。（收入于《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