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詩人杜甫，從早期的十年漫遊到困居長安而後在戰亂中顛沛流離，吳越、齊魯、隴蜀等地方可謂共時性地推動著其詩歌的生命歷程，最終鑄就杜甫詩歌的地方、時代、歷史的金聲玉振。對於杜甫，地方與地方串聯起其詩歌生命，打磨出一顆光芒萬丈的鉆石，關於這顆永恒的詩歌鉆石，可以這樣理解：「僅在關係中人方可感悟萬有之惟一性，僅在惟一性感悟中人方可懷具萬有一體之心胸。」[ [德]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三聯書店 2002年，第25頁。]

或許正是基於此類詩性直覺，曾經沈醉於江南語境的潘維，做出了一個自我突破的決定，「離開江南，離開杭州，去掉身上的品牌標簽，自我放逐到異鄉，按照薩義德的說法，去過一種對位的、多重視野的生活。」（潘維：《我決定離開江南》）地方的深入也會造成對地方的窒息、膠著狀態，如何與萬有重建關係，發現平行於此地的「另一種惟一」，這的確是對詩人詩歌格局的檢驗。

地方性的核心要素不在唯地方的保守主義，也不在對地域民俗進行復制的寫實主義，而在於對地方語言的詩性發明。詩歌倘若只是平鋪直敘、攝影機式地保留一些地方特色，那麼讀者會更願意觀看《地理中國》或《美麗中國》這樣優美的紀錄片，而不是詩人瑣碎的文字記錄。對地方經驗的表面依賴，會讓詩人在沈迷於外部的考古式挖掘中忘記對詩歌語言本身的挖掘。

譚克修在寫作《海南六日遊》中有一個領悟：「我希望《海南六日遊》里·的『海南』在骨子里·而不是在風物中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同時能很大程度上代表『全中國』說話。」[ 譚克修：《三重奏》，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51頁。]重要的是，骨子里·的地方性必須在詩歌語言的深處來體證，屬於詩人自己的「個我方言」是激活「骨子里·的地方性」的原料，反過來又是詩性普適性的血液，但這種詩學追求，終歸依賴詩人對屬於自己的語言帝國的建構

。他提出「個我方言」作為地方性詩學的第二個維度是極富見地的：「我們的語言正在加速趨同。現代漢語寫作面臨著語匯、語法趨同性汙染，更要命的是詩歌寫作的內在性語感也正遭到相同的威脅。因此，地方性寫作需要發明『個我方言』，以區別狹義的方言，是因為前者既包括傳統方言的資源，也包括個我語言特質的創造」。[ 譚克修：《地方主義詩群的崛起：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生機勃發的「個我方言」是對陳詞濫調的抵制。沒有語言豐盈的血液，僅靠一些詩意的火花或當下意識的塗脂抹粉，終究難掩語言貧血的蒼白。這也是當下地方性寫作最需要警惕的一個症候。一些詩人口口聲聲喊著要寫故鄉、寫最熟悉的地方，然而他們的語言卻給人千篇一律的趨同感，在啰嗦瑣碎的鋪陳記錄中丟失了語言的生命力，在粗糙與稀疏中滿足於捕捉一些詩的亮點、一些一閃念的意識並迅速記下它們，仿佛那些詩篇出自同一個詩人的同一個地方，只需換個地名而已。

地方性寫作的詩歌語言，必須推進到像地方與地方之間用方言來標志區格的極端程度。譬如，在臧棣的詩歌中，我們聽得到語言哲學的純粹聲音，在那里·仿佛總有無法窮盡的理性與感覺在優雅地爭辯；啞石的作品帶著川話的插科打諢，在纏繞中又浸潤著山林的清新與執著的嚴肅；桑克的詩歌有一副東北粗嗓音；潘維則深得吳語的低迷、繚繞、多姿，現代江南才子的多情、機智像一種命運，他正在突圍；陳先發在如針尖般的細膩中演繹感覺的微妙與激烈，借用他的詩句所言：「在它的清淡與/嶙峋之間，在若有若無的餐中低語之間」，是對被遮蔽的激進拒絕：「我坐在這里·。這清淡遠在拒絕之先」。

（2017年02月06日 ；中國詩歌網；來源：《詩刊》2016年1月號上半月刊「詩學廣場」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