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被人稱為雜文家，在當今之世，是一個挺不幸的事。只消掛上這樣的頭銜，除了極少數人外，基本上屬於舅舅不疼，姥姥不愛——尤其是領導不喜歡的主兒。今天是不是盛世，言人人殊，但至少在領導眼裏，就是盛世。盛世不需要人們冷嘲，也不喜歡熱諷。而雜文恰好兩樣俱全，不招人待見，良有以也。寫多了，碰到了哪個，或者哪一類人，恰好人家有比較有權勢，因此而倒黴，甚至丟了吃飯家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個世界，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有拍馬的，就有揭短的，有歌德的，就挖苦的，有官樣文章，就有冷嘲熱諷。就像有得意的，就一定有倒黴的一樣。我，就是命裏註定要倒黴的人中的一個，所以，很得專門發表雜文的刊物的歡喜，這歡喜換不了多少銀子，卻可以時不時地給這個世界得意人一點小小不愉快。…

南京紫金山景區，請余秋雨勒石題詞，所提之詞，能有多惡心，其實不看便知。如果不惡心，便不是余大師了。只是，令某些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樣一個從人品到文品都如此境地的人，居然就是有人喜歡，特別是有地方當政者喜歡，樂意拿出大筆的銀子，讓大師出來給南京人民以及往來的遊客添堵。套用一句小沈陽的名言——“這是為什麽呢？”

其實，細想想，事情很簡單。首先，當今之世，體制內的官員，往往迷信體制內認可的學者或者專家。無論這些人實際水平如何，外面名聲有多臭，只要體制內認可，比如有若幹學官頭銜的，所長、院長、校長之類，官員都會買賬。像余秋雨這樣，據說被有關方面欽定為大師的人物，在官場一定會被待若上賓。也許，某些官員也明白這些人是怎麽回事，但體制內認體制內，這是不成文的規矩。沒有點膽量，誰會破規矩呢？…

有研究者認為，魯迅成就最大的是其晚年雜文（此言確乎暫且不論）。魯迅之子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向毛提出一個假設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對此，毛十分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等先生當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此書出版後，馬上引發爭議，懷疑毛會說出這樣的話。後來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的文章，說她和趙丹都參加了那次見面，證明毛確實說過那樣的話。毛澤東在延安時，評價魯迅連用了五個“最”，後來為何這樣說呢？此一時，彼一時也。這也說明，無論什麽時代，雜文大都不是主流需要的。…

“兩蔣”過世了，國民黨成了在野黨，“去蔣化”（實為“去蔣之神化”，學界術語叫“祛魅”）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政治氣候變化。如果止於清除兩蔣時代觸目可見的“黨國”標語和“領袖”筆墨；如果止於拆除幾十年來遍布全島的“蔣公銅像”，將它們移諸位於大溪的蔣之陵寢公園，供後人當歷史文物參觀；如果止於刪除教科書裏“蔣公看魚”之類推行個人崇拜的課文，那是天經地義的，不然還侈談什麽民主建設？…

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應該是有所作為的時候了。要把它變成明天的運動，不同地區的華人一起去做。中國這麽做，外國就會慢慢學，因為全世界現在對中國都是很註意的。全世界慢慢會了解中國不是只能舉辦奧運，也不是只有跑得快，跳得高，中國還有一套深層的文明，也正在進行，在醞釀，也在發展。

《21世紀》：這幾年傳統確實有些回歸，比如民間對傳統就有一種熱烈的擁抱，“國學熱”就是其中的一個征兆。

許倬雲：最近的“讀經運動”，《百家講堂》都蓬蓬勃勃，這一個現象，說明老百姓有這個需求。但非常不幸，學術界沒能提供足夠的優質資源，反而文化界、傳播界在做這個工作，因此，提供的東西不夠深入，不夠廣博，也不夠人性化。這個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學術界應該動員起來。…

《21世紀》記者 葉雨

許倬雲，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許倬雲觀世變》、《萬古江河》等。

《21世紀》：第一個問題就是您怎麽看這30年中國取得的成就？…

法國革命以來的這個二百年，人類第一次產生了這樣的社會成員，他們從“解釋過去”變為“預言未來”，再變為“能動”：頭朝下，造出一個世界來。真不知是福，是禍，還是“惑”？

這裏並不是反對啟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啟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無限，殆乎？

嚴覆說：百年中國受禍於好人者多，受禍於壞人者少。這句話觸目驚心，但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壞人為禍，一私欲耳，了不起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一命嗚呼。而好人犯錯誤，不巧手裏又還有權，他是要發動社會改造的，那就要闖出滔天大禍。從18世紀啟蒙理性發動，二百年英雄輩出。但問題出在哪裏？…

在他的優美散文《鄉村》中，屠格涅夫描寫了俄羅斯鄉村的質樸和美麗。在結尾處他寫道：

哦,自由自在的俄羅斯鄉村生活，是多麽富庶、安寧和豐饒啊！哦，它是多麽的寧靜和美滿！我不禁想：皇城聖索非亞大教堂圓頂上的十字架，還有我們城裏人費盡心血所追求的一切，在這裏又算得了什麽呢？

我下面要描寫的，是同樣美麗寧靜的中國湘西小山村。也許你看了這些圖片之後會問:那繁華都市的生活，比起鄉野的寧靜，又算得了什麽呢？

2009年1月11日，我和魯亭一起回辰溪，夫人到長沙汽車東站送行。…

我小時候在南京上學，可以說是喝長江水長大的。上小學時就從長輩那裏知道長江中有三大磯：湖南岳陽的城陵磯，江蘇南京的燕子磯，安徽馬鞍山的采石磯。其中的燕子磯就在南京城外，父親經常帶著我們姐弟去玩，那會兒我們除了對石頭裏會生出奇形怪狀的大大小小的溶洞感興趣外，看長江也不過是一片大水而巳；而離南京不遠的采石磯聽說是李白醉酒落水的地方頗有點神秘，倒是一直沒撈到機會去一睹它的真容。…

自從黃河、長江以及淮河流域的大小河床相繼泛濫以來，我的國家充滿了對河的恐慌。斷指，盟血，“自願”攤派，大小報童高聲叫賣，五流歌星鬼哭狼嚎、痛不欲生的煽動，都宛若一場龍的子孫為降伏河妖集體參與的水陸道場。

事實上，至少從帝堯開始，這個東方的部落就為水所困。據來自上古的文獻透露，鯀承堯命，治理洪水，九年不成，懼怕繩之以法，就在沒有有關部門批準的情況下偷來“帝之息壤以湮洪水”，結果為前國家秘密警察祝融殺害於羽郊。禹不服，續承父命，而他似乎也沒有什麽好辦法，除了“三過家門而不入”，有時竟不得不用“特異功能”使自己變為黑熊，雙蹄刨土。…

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國家大了，什麽人都有，其中最大的差異，恐怕就是南方人與北方人的差異？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一九九六年初夏，我第一次去美國南方佐治亞州，那裏正在舉辦奧運會，全中國的電視觀眾都在註視著這個州的首府亞特蘭大。後來這個城市因為對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接待規格不如國內習慣的那樣高，以及另一些中國人不太習慣的問題，曾激起一部分留學生的憤怒。對於這些遙遠的愛國主義棗出國之後再愛國，我以後若有機會，會在這個欄目寫一點不同看法，可能會讓這些愛國同胞生氣，甚至揮拳相向，有什麽麻煩，到那時再說。這裏先說當時亞特蘭大留給我的印象。…

在南方，到處可見南軍的紀念雕塑。如果坐“灰狗”（ Grey hound ）在鄉間旅行，隨時都可以看到一面飄揚著的南軍旗幟，就樹立在某一個美麗的農家院落。那面旗幟上斜著交叉兩個寬大的藍杠，藍杠裏點綴著十幾顆白星，一顆星代表著當時一個叛亂的南部州。一些旅遊勝地的紀念品商店，櫥窗裏赫然陳列著南軍的灰藍色軍裝，櫃台裏出售各種南軍留下的小玩意，如南軍的刺刀，南軍的軍用皮帶。甚至在大城市的街頭，也可以看見一些後現代造型的小汽車後窗上，貼著一百多年前的南軍軍旗，招搖過世。朋友告訴我，在南部的很多小鎮，還流行這樣的娛樂：每到盛大節日，小夥子們最愛玩的軍事遊戲，是穿起爺爺的爺爺留下的軍裝，在戰壕裏與化裝的北軍再次開打。

甚至到了北方，也有同樣的情況。我曾兩次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葛提斯堡戰場憑吊，那裏發生過 1863 年南北戰爭中最慘烈的一次決戰，類似於我們的淮海戰役。江澤民訪美時曾引用過林肯總統在那裏的著名演說，孫中山將那篇演說中的 “ Of the people,…

在一個制度變革的國家，人們往往會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舊體制的破解之上，而會忽略當制度變革來臨，並非“一人一票”即能解決全部問題，民主、自由，還將艱難地、細致入微地在舊有文化歷史遺留的土壤上生根和成長。所以，這本書介紹的還是著重於政治危機的處理細節。令讀者理解，民主制度的運作是非常覆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一個滲入全民血液的制度文化來支撐，這種文化應盡早通過公民教育來完成。

 這些介紹，引入可能的借鑒，也希望更多消解不必要的文化誤解。中美幾十年隔絕造成長期文化陌生，是一個現實存在。可以想象，當兩個大國兩種文化突然解凍、正面遭遇，彼此間是多麽困擾，說是危機四伏，一點不過分。…

如此個人心情，折射了中國一段歷史。

 離開中國，是在1991年。之前，經歷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的動蕩，直至“文革”，把中國推到崩潰邊緣。1976年“文革”結束，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的方向急轉。可是政府權力的合理退讓和個人自由擴展的急切要求，並不同步，形成沖突焦點。最終在我們出國之前兩年，再次方向轉變。這一轉折，瞬間扭轉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系，也中斷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度過的10年相對穩定期。我們就是在中國的一個低潮期、也是中美關系的冰河期，來到美國。

 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

汽笛一響，火車一晃，哭聲馬上響起來，壓住了口號。一萬個人一起哭，嚇死人！”我那時雖然左，決心到一個當局沒有動員的地方去插隊，所謂“越是艱險越向前”，但是聽這些孩子說多了，心裏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淚，卻與車站工作人員為細故而大吵一場。我下鄉的那個地方離鐵路遠，以後每到縣城辦事，總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車站去站一會，向著上海方向回望。這種對火車、鐵軌的眷戀，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說明紮根農村的決心還不牢靠，回生產隊後就不敢對集體戶裏的革命大姐說。但是每年到秋後，就會萌動思緒：今年回不回？頭一年秋後算帳，共得余糧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於一張從蘭考到上海的座鋪票。買了這張票，等於後一年不吃不喝，這就絕了坐火車回去的念想。我後來聽說， 1979 年知青颳起回城風，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讓步，一是雲南知青集體請願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體臥軌，驚動國際了觀瞻。冥冥之中，似有一報還一報？知青們是敲鑼打鼓坐著火車離開生身城市的，最後爭取回城，居然也是排著隊，一個一個從容臥倒於火車鐵軌而得以實現。…

我們離開蘭考到三百里外的鞏縣當工人，村裏的五保戶大娘實在想念，居然發狠心出遠門來看望。蘭考農民多半沒有看到過火車，有一次縣裏開三級幹部會，一群生產隊小隊長看到火車會動，居然在車頭手舞足蹈地大嚷：“噫！這玩意停下來像長蟲，不吃不喝，咋會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唸，才能唸出效果）。…

4、記憶的想像性與記憶的微光

記憶的想像性被不同的人群提起，其有如錢鐘書在《寫在人生的邊上》重印本序言中所言，“我們在創作中，想像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幹脆不來什麽緬懷和回想了”。記憶確實因為想像力而變得有創造性，不過這種枝蔓正是我們探尋原由的社會事實。…

全中國當時的鐵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個死胡同，火車開進去再倒出來，旅客只能從剪票口進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車站，都是兩邊敞開，在鐵路一側建個候車室，只要有足夠耐心，總能避開候車室的剪票口，從兩頭的鐵軌走到站台上去。因此，進站這一關並不難。難的是在車上碰上查票，很不好辦。到了這種時候，我通常是硬闖，硬著頭皮向著查票員走過去，作餐車回來路過狀，這時我鼻梁上的眼鏡能幫一點忙，查票者見是個戴眼鏡的，多半不盤問，有時露餡，則補票認罰，可見貧下中農只教會我勇氣，沒有教會我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ZSS在當年僅是初中生，之後沒有受過進一步的教育，自參加工作之始就是一名司機，現在仍在一家公司裏做司機。即便這樣，他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仍然具備了完全的反思能力，不遜於所謂的“文化人”。我們認為，作為事件經歷者的個體，其完全有能力反思自我的經歷，並能恰當地使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達成某種共識(或共謀)，如ZSS對於自己紅衛兵經歷的敘述。面對提問者，對於自己當年是否參加了紅衛兵這一事件，他的迂回講述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辯解，不如說是與集體記憶的妥協。因為，當下語境對於紅衛兵的記憶形象(可以將其看作一種集體記憶)是否定的、不積極的，所以，ZSS很難說出自己當年做紅衛兵對於自己的積極意義。

事實上，在所謂的集體記憶中，充滿了個人的策略，這包括知青對於當年“如何下鄉”的講述。關於下鄉時的想法，如今的回憶多是“大勢所趨、不得不去”，可是在一些人的講述中，也不乏個人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