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同國家不同人群營銷手段要因地制宜

王波明（中國證券市場研究中心總幹事、《證券市場周刊》社長）：

我們對美營銷中國，首先要搞清楚我們營銷的主要對象是誰。剛才幾位也都講了，美國社會主要有商界、媒體、議員、老百姓等幾大人群。我覺得我們主要營銷對象應該是商界中對美國經濟領域有決策權的人士，媒體中對輿論導向有影響力的精英，國會中對政策與立法有投票權的議員及其助理。

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影響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等這類有影響力的媒體，讓它們的記者對中國的報道客觀一點、公正一點甚至稍微向我們傾斜一點，通過它們再去影響美國公眾，可能效果更好，輻射面更寬。

我們的營銷重點不要放在美國一般民眾身上，特別是那些美國偏遠州縣的農民。這些“村裏人”很多人常年不外出，他們連美國都搞不清楚，你怎麼指望他能搞明白中美關係以及更為複雜的臺海問題呢！

實際上，我們很多留學歸國人員，在日常生活中自覺不自覺地已經做了不少營銷中國或民間外交工作。比如，應邀到美國商會、使領館出席各種活動，介紹中國國內各方面情況，其實就是在營銷中國。

我聽說北大教授傅軍，前不久應邀參加一個由政府及有關團體組織的代表團，到巴黎開會，幫助中國參與競選聯合國一個重要組織的總幹事職務。一開始，中國並沒有報太大希望，但經過傅軍和代表團的集體努力，最後竟然贏了。這件事也反映了留學生群體在中國民間外交中的作用。

徐小平（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

我前段時間認真研究了錢其琛先生的《外交十記》，其中有一個細節我印象非常深。那就是臺灣當局為了促成李登輝訪美，花費幾百萬美金，請美國著名的院外集團卡西迪公司遊說。結果，當年在美國眾議院就李登輝訪美一事表決時，500多票僅只有幾票反對而獲得通過。這件事極大地損害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我們為什麼不能花一些錢去請一些院外集團為中國利益遊說呢？為此，我曾經請教過一位核心部門的副部長，他說我們沒有錢。但我認為，事情本質不在於有沒有錢，而是因為我們政府有關部門的決策人士思想意識上存在問題。他們不懂得利用各種資源，去有效地提高中國國際形象，牟取國家利益。

我覺得我們營銷中國的主要對象，應該鎖定兩個目標：一是意見領袖，二是國會政府。據統計，美國很多議員從未來過中國；而只要親自到過中國的議員，對中國的印象就與以前有很大改觀。其實，很多美國議員由很多人對中國是很無知的；同樣，中國民眾對美國議員的了解也非常有限。我們曾委托一個機構，對美國國會議員進行逐一研究，包括他的提名過程，投票歷史，這對我們了解美國國會決策動向與過程都很有幫助。在向這些國會議員及其助理推銷中國時，才能有的放矢。

我覺得政府應該將包括留學生在內的各種資源組織利用起來，以美國的意見領袖與國會議員為目標，展開積極有效的公關活動，從而使中國的國際形象有一個躍進性的提高。

甄榮輝（前程無憂/51job CEO）：

我覺得營銷中國的立足點要放在利益原則之上。在美國商界、媒體、議員和老百姓這4個界別的人群中，我們要根據他們在中美交往中的利益導向來分析他們的對華態度。

美國商界我覺得沒有必要用太多精力去影響他們，因為這些人本身就是來華最早，與中國打交道最多的一批人。一般情況下，這批人在維持和推動中美友好以及經貿往來上最為積極堅決。

中國的崛起勢必影響美國的全球利益，因此，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必然的。反映在美國議會和政府人士的言行上，中國威脅論有很大市場是完全可以預料的。我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和不同形式的外交活動，延遲與和緩這種利益衝突，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

美國媒體一直垂涎中國大陸市場，只要中國市場一天不對他們開放，要想他們從根本上改變對中國的態度，恐怕沒有可能。我們充其量可以與這些媒體駐華記者搞好個人關係，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美國輿論敵視中國的主流導向。

對於美國民眾，他們平時其實對國外發生什麼不是很有興趣，我覺得需要更加具體感性的行動才會有效果。美國人業余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體育賽事上，不是看 NBA，就是美式足球，還有賽車。據說，不少美國人已經把姚明當成中國的形象代表，只要姚明表現好，他們就認為中國好；如果姚明表現不好，他們就認為中國不好。

中國國內現在只有4個塞車場，而美國卻有400個。既然美國老百姓喜歡把體育運動與國家形象聯系起來，我們乾脆組織一個賽車隊，參加美國賽車。如果我們的車隊表現很好，肯定能增強美國老百姓對中國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