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碰！無所謂。哪怕碰的一身傷痕累累，挺好。

好友楊爭光是位作家，他寫過一則寓言式的短文。大意如下：

寫作人是個用頭撞墻的家夥，你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家夥，會認為這人一定有病。但是，你發現這個家夥用頭撞墻撞了三年，他會覺得你有病了。但當你發現這個家夥用頭撞墻撞了三十年，你就得感嘆，這個家夥練就了一個鐵頭？他把墻撞翻了無數，這個長了鐵頭的家夥成了名人？

是這個道理。作家如果成了大家，那一定得有這樣的用頭撞墻一直撞下去的家夥的勇氣及智慧和功底。

補充幾句楊爭光兄沒寫到的：當然還有絕大多數的用頭撞墻的家夥們，死了。改行了。幹什麽的全有。而死了的、改行了的人們，如果用比例數字統計，比沒死成了名的人一定要多得多，多的嚇人。

寫跑了。歸位。

5

這個村莊的黨支書是智者，也是個流氓無產者。但我只能簡略寫他的智者一面。因為這樣的故事我創作完成了，沒地方發表沒有影視公司制作拉倒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寫完了，她是好故事好題材，她總會被“識貨的伯樂”發現。

這個村子是自然消失的村莊。因為她在大城市和鄉村的結合部，是城市的工業化進程把這個村子慢慢地消滅了。

這位智者是底層的權威人士。他沒有級別，沒有工資，一生無償為村民服務，但他也稍帶著為個人、為他的家庭家族謀點私利。他的村莊有三千多戶人家，近萬名自然人口。歷經三十多年改革，他們村子的一萬多廟莊稼地被一點一點地蠶食光了。前些年他們村子突然一下全體轉成了城市戶口，沒有一畝地了。地全被各級政府和各大單位各大開發商及各大公司征用完畢。

這個村子的被“消滅”過程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改革開放初期這裏是一片綠油油的莊稼地，現在是一片高樓大廈及住宅樓林立，成為大公司的辦公樓群及大單位的住宅小區。

這位基層的智者在二十多年的被拆遷征用莊稼地的過程中，成就了他的一番偉業，把他形容為一個村子的帝王沒有過分，把他尊稱為一個模範共產黨員也確有其事，他成了市一級人大代表，成了一個擁有村辦企業三十多家年產值幾十億的董事長。他還是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他在人民大會堂被國家領導人接見過。這是一位吃過國宴也和國家政治局常委們一一握過手的基層農民。

他為村民們統一規劃蓋成了一座座別墅小樓，他的座駕是八缸奧迪一百多萬，他讓他自己的兩個兒子接班，理由是舉賢不避親。但他的兒子真幹得不錯。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是轉業軍人一個是研究生。他很放心地把班子交給了他自己的兒子，過上了“太上皇”的悠閑自在的好日子。

他們村子的所謂客房，是招待官員和來協商投資的全國各地的富翁們的，那客房的裝修標準是四星級酒店以上，吃飯是真正的鄉村美食也有南北大菜，請來的廚師全有級別，服務員竟然是招聘的城裏的大學生和村裏的閑雜人員。但是服務規範，感覺舒坦。

他們的發展讓人驚訝也得佩服。

我只能說各級政府歷年來在征他們村的地的時候，那是用盡了招數，但不達到這個村支書和村民們的要求，再大的征地官員來了，也不成。包括這位村支書的頂頭上司鄉長，在他跟前像孫子一樣，得點頭哈腰說話。而且無論哪位鄉長上任，得先來拜一下這位基層的支書。因為這位支書通上面，區委書記市委書記副書記什麽的，全是他的座上賓。

上面動過念頭，想把這位支書調上去封個官兒，他的回答是給我個副省長也不幹，因為幹不了麽。咱沒文化，我就是一個村子的頭兒，幹不了的事情不能幹。

這個村支書有兩個手勢兩句口頭語，只要村民來訴苦，他們家的要求有問題，村支書聽了會琢磨片刻，擺一下手，說一個字：滾。

這個村民得趕緊滾，否則支書要罵人。

但是村支書要是兩個指頭動一下，要煙抽，村民一準趕緊把好煙敬上，也給支書把煙點上。支書會說另一個字：弄。

這一個“滾”字兒和一個“弄”字兒，村民們全稔熟。

聽到了“弄”字的村民會立即領上全族老弱病殘，把正在施工的路堵了。在路上鋪上破涼席擺上沙發也擺上煙茶，正在施工的一個小區或者是家屬院就得停止。得談判，得再補償錢。否則這一族人的老弱病殘就在施工的路上安營紮寨，不動窩了。

這樣的抗衡持續下去，村民們也明白了支書還有幾招絕活兒，是拆遷的公家人或者政府幹部們或者是臨時調來的幹警們，包括武警們，要是欺侮了弄事兒的村民，村裏的廣播喇叭就放起了一首曲子，是“東方紅”。

這曲子一放起來，全村的老弱病殘就全體到了現場，和拆遷的人們對抗。而村裏的青壯年也是全體在等待，在摩拳擦掌，時刻等待喇叭裏的曲子再變幻。只要曲子變成了“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回……”

那就好，這是支書的命令正式下達了，青壯年們全體提著鐵鍁鋤頭棍子磚頭什麽的家夥，全體到現場。那陣式就極為可怕，拆遷的所有人得停止行動。因為後面還有更可怕的，是再一次變幻曲調，那喇叭裏的曲調要是變成了電影地道戰的“鬼子進村了”的音樂，隨著曲子的響起，全村上萬人口男女老少一個不拉就全集中在了現場。甚至包括病倒不能動的老弱病殘們也讓用輪椅病床擡到了現場，只見罵聲四起唾沫星子四濺先飛起來雞蛋西紅柿緊跟著就是石頭磚頭的，場面甚為壯觀熱鬧。

但三十多年來，支書說只放出“東方紅”一曲，就夠他們喝一壺了，用不著再放另兩首曲子。

三十多年來，只有三次放過“鬼子進村了”的曲調。一次是整治省上一個廳局級家屬院，來了硬碰硬。最終這個廳的基建幹部們投降；第二次是整治鐵路局家屬院，鐵老大誰敢碰？這位支書敢。他也讓鐵路局基建幹部徹底軟了下來；第三次是碰了大軍區一座師級幹部休養所，當然這些幹部們也得服了這個支書。

而凡是想找支書擺平事件的？有各級幹部，處級的廳局級的，甚至是部隊的後勤部門的官員，這位支書會聽著秦腔戲曲，抽著好煙，喝著好茶，但是好煙好茶也給你喝給你抽，他不緊不慢地給你講故事，講隋唐演義及水滸傳，把去談判的人說暈菜。你壓根找不著北！

想從支書這裏聽到正題，不可能的事兒。而最讓公家人及政府工作人員及大單位頭面人物發蒙的不是講故事，是支書最後的一招兒，給你們講村史。村史是幾經村裏知識分子們數次編纂修成的，牛皮紙封面，後來成了印刷出來的裝飾精美的書籍。上面記載了這個村子的有據可查的數百年歷史及大小名人，再加上當代史，那很覆雜。去談判的人員官員們，一定再次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