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運用福柯的「權力話語」分析方法, 打破了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封閉的話語系統。福柯在直接討論文學的《作者是什麼》一文中, 曾對德裡達的理論提出批評, 在福柯看來, 話語涵蓋了一切領域。批評和閱讀與其說是去發現現成的文本意義, 不如說是一種建構, 是讓過去和現時跨越斷層進行對話, 以洞察權力關係的真相。

新歷史主義賦予文本分析一個政治批評視野, 「歷史」和「意識形態」在全新的文本意義上被解讀, 並被當作文本蘊含的重要意義。文本是歷史的文本, 是歷時與共時統一的文本, 文本的意義絕不可能擺脫意識形態而自足於本文之中。過去與未來在文本意義生成瞬間接通, 歷史視界使文本成為一個不斷解釋而且被解釋的螺旋體。文本的意義體現在將不確定性和轉瞬即逝的飄浮存在加以形式化, 將存在的意義轉化為可領悟的話語符號。歷史延伸了文本的維度, 使人透過文本而探尋到生命的詩性意義。新歷史主義造成新一輪波及整個人文科學的范式革命, 使人通過文本和歷史透鏡, 明白後現代社會物化隱痛和意識形態控制的真相。在新歷史主義的批評范式中, 文本的意義寓於文本中所隱藏的權力、控制和社會壓迫的結構之中。

新歷史主義懷疑一切政治冷漠性、文化經典性, 堅持將所有其他政治話語、經濟話語、歷史話語融入文本的意義框架中。他們特別強調性別、種族、階級、心理方面存在的對立和衝突。

他們一反「零度寫作」的冷漠, 挺進文本中意識形態話語矛盾交織之處, 以靈活多變的解讀挖掘出正史掩蓋下的語言暴政和意識形態的壓抑。通過本雅明、馬歇雷和戈德曼的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理論, 揭示出生產和消費對後現代精神領域制約再造功能, 重視藝術的生產交換的文化錯位和日益嚴重的表征危機, 以政治化解讀的方式從事文化批評, 重新剝離並命名不同種類的寫作理論。新歷史主義結合解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批評方法, 堅持「對話」詩學, 試圖達到對文化、政治、歷史、詩學的重寫目的。它標志著20世紀文學批評由社會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讀者中心的新的輪回。20世紀在「主體」與「結構」二元上, 形式主義和「新批評」選擇了形式和語言, 而解構主義選擇了「文本之外一無所有」的文本中心論, 歷史主義批評選擇了歷史客觀決定論, 而新歷史主義選擇了主體與歷史, 並以其前提「歷史是一種文本」來關注文本中歷史意義, 這種闡釋文學本文歷史內涵的批評范式日益得到西方文化界認可。

任何一種批評范式, 都必須假設一種意義觀為理論前提, 因為批評本質上是一種釋義過程, 在這其中, 批評對文學的意義何在的理解決定了他們對批評的功能———本質的理解。以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為代表的文本自足意義的批評范式, 假設意義是由文本的形式結構關係自主的。以接受理論和讀者反應批評為代表的批評范式, 從現象學哲學出發, 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是由主觀讀者———客觀文本在閱讀的相互作用活動共同生成的。解構主義的批評范式則假定意義純粹是讀者與批評家主觀的產物, 而以新歷史主義為代表的批評范式則假定意義不能超越歷史的鴻溝, 離開了歷史語境, 不存在「原意」。從紛紜的西方現代批評中找出一條范式演變的內在線索, 就像找到一份理論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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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2期 (總第146期)；作者單位: 廈門大學中文系, 福建廈
門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