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謝榛《四溟詩話》云：「凡作詩，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弗工。」清吳雷發《說詩菅蒯》也說：「詩固以興之所至為妙。」清焦循《毛詩補疏序》云：「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今人南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中，便將「興」解釋為「排遣情感」。可見，把「興」看成藝術創造的真正動因，承認審美情感是審美對象的第一結構，並非個別見解。

由是觀之，「興觀群怨」論把「興」列為首位，並非隨意為之。乃是因為，「興」為後面的「觀、群、怨」之前提條件，當人們面對詩的時候，這個對象必須是詩，而詩之發生就在於作者以情入詩，讀者因詩生情，這就是「詩可以興」之真實含義。一個讀者在欣賞詩歌包括一切藝術作品時，只有當他感覺到並沉浸入種種人生體驗，從而激發自己的情感時，然後才會發生「觀、群、怨」的功能。倘若不能發生情感體驗，不能「興」，那麼就會棄之不顧，後面的「觀、群、怨」功能便無從談起。這就是審美對象的結構功能，「興」的首要排序是不可更改的，無論出於多大的功利要求也不能改變，因為改變了就不是詩，不是詩就無所謂「興觀群怨」了。

任何思想都有自己的時代局限性。一方面，孔子的時代社會動蕩不安，安人心而立秩序確實是當時社會的內在需要，將《詩經》立為整合人心的教材便適應了這一需要，於是詩教大行其道，工具性要求遮蔽了詩歌本身的審美本性。另一方面，《詩經》的時代是文學成熟、成型、多樣化的前史時代，甚至文史哲還混為一爐，尚未分家，也就是文學的非自覺時代。人們真正認識到文學的審美本性，欲待另一個時代的到來，即魏晉時代的到來。

1975年5月至9月，毛澤東就魏晉文化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談話，其中就談到：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陸機的《文賦》，標誌標志著文學創作新的裡程碑和文學理論發展中質的飛躍。《文賦》的「詩緣情而綺靡」，更揭示了詩歌創作的根本問題，大大地發展了「詩言志」的簡單口號。

毛澤東當然知道，自先秦以來，「詩言志」的口號就有簡單化傾向，排斥了文藝的情感性基本特性，這是與儒家的詩教（經學之重要內容）有關係的。而陸機《文賦》的「詩緣情而綺靡」解決了這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詩緣情而綺靡」不過是恢復了「詩可以興」的第一因素地位而已。

馬克思主義美學是完全肯定這個基本觀點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中肯定自己。」所謂「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中肯定自己」這一判斷，最適用的就是審美活動。在審美活動中，「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因為它感到自己是受動的，所以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離開激情、熱情，那種「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中肯定自己」的審美活動便不復存在。（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