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語：畫道和易象的考察與現代藝術的歷史哲學反思

上面關於畫道和易象思想的解讀嘗試，或許可以在如下五個方面有助於現代藝術反思其現代性的歷史哲學前提：

一、也許有助於摧破現代性的虛假歷史自覺——這種自覺以為只有現代人才是有“歷史眼界”的——，從而幫助我們從現代性的歷史優越感幻覺中醒來。

二、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不至於為了反思現代性而落入反對創新的覆古主義陷阱。在現代中國語境中，在藝術上追隨現代性的動機往往是為了帶來新的元素，激活創造力，這是值得鼓勵的良好願望。但是，在這種缺乏反思的現代化風潮中也許蘊含著一個大可懷疑的前提，那便是把現代化等同於創新，把研究傳統等同於守舊。事實上，對於中國這樣的“後發現代性”國家的半殖民地文化而言，現代性並不就是我們的“當下現在性”，而是同樣構成一種特殊的傳統，同樣需要學習，而學習的方式既可以是創造性的也可能是缺乏創造性的；而對自身古老傳統的研習則反倒有可能打開真正富有原發創造力的溥博淵泉。在這樣的處境之下重新解讀中國古代的畫道傳統和易學思想，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為了批評現代性，我們不必求助於覆古主義；為了創新，我們不必求助於“現代化”。因為，根據畫道和易學思想，創新之源既不在於因循守舊，也不在於追新逐異，而在於道化日新。只有把古今關系納入到道學的新舊文質關系中才能理解真正的創新，克服現代性的建立在古今隔絕基礎上的時間、歷史概念。

三、也許有助於我們一方面恢覆那種與古為徒、尚友古人的傳統，一方面抵制那種激進的反現代性思想——無論這種反現代性的激進思想表現為“後現代主義”還是原教旨的“保守主義”。因為對現代性的反對同樣基於現代性的時代劃分，所以激進的反現代性恰如現代性本身一樣，同樣是建立在現代與古代截然不同的神話之上的一種反應。激進的反現代性本身即是現代性的一個病癥表現。這個病癥如今成為現代性自我療救的藥方，但對於我們來說不啻於飲鴆止渴。

四、也許有助於恢覆中國古人對於古今關系的豐富理解。與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尚智黜文的辯證法知識學不一樣，從孔子開始，中國文化就是在文化中化文的文質彬彬之道，這在歷史方面就意味著：古今關系、新舊關系、文質關系——而不是現象/本質關系、意見/知識關系、感覺/理性關系——自始就是一切體道活動（包括書畫）的本質內容。古與今的緊張：這決不是僅到不久前的現代化進程中方才發明出來的所謂“古今之爭”事件，而是任何一位古代士人必須日夜顛沛於是、往還於茲的空間。相比之下在現代西方發生的事情則是：當辯證法的求知者（在我們的廣義用法裏，辯證法包括後世反辯證法的邏輯學、實證主義的實驗方法、數學方法等等，要之，皆為不依文而立的智性方法）猛然發現真理無不牽涉文境（con-text）和解釋的時候，“歷史”就被制造出來；而由於制造“歷史”的哲人原就是任智求知的哲人，“歷史”自始就被制造成“歷史主義”的歷史。當歷史受制於歷史主義的時候，歷史就重新淪為純質無文的辯證知識（επιστημη）的逐知領域，或是淪落為求知意志表達其失敗情緒的理論：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我們在此所作的一切關於歷史和現代性的探討，都是在此背景中進行的。如果這可以被稱為現代性的危機，那麼解決危機的途徑就絕不是回到西方古典的辯證求知道路上去，因為那正是導致危機的病源之一；同樣，解決危機的途徑也決不是那種以“後現代主義”著稱的同樣激進的反現代性思想，因為這種思想不過是文辭對於質智的反動，因而本身不過是現代性的病癥之一，遑論救治。現代性危機本質上是西方文化偏質少文的危機及其所導致的古今關系的危機。解決危機的途徑必須有賴於中文傳統對於古今關系、文質關系、新舊關系的豐富理解。而關於畫道和易象的重新考察便是恢覆“通古今之變”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文史”：中文習用的“文史”這個詞已經點明了文與史的關系。文，不只是現代慣常理解的文章、論文、文學。“文”的原初含義乃是紋理、文字、圖畫。中文的史學傳統是“文”的史學傳統，這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史”一詞所承載的原初深意。根據現代學科門類的劃分，文被歸類到文字學、文學、文藝學研究，史則被歸類到歷史學。誠然，現在也有藝術史的學科，但在原本的“文史”中所蘊含的深意已經蕩然無存。這個轉變的關鍵便在於現代性的割裂古今關系的時間、歷史概念，而現代歷史概念的基礎又在於那種偏質少文的觀念、概念、思想、主義對於歷史事實的整理。這種現代性的歷史概念在藝術方面也帶來了根本性的影響，產生了博物館機制，發生了藝術的生產化、市場化轉變。所以，為了批判現代藝術的市場生產形態，就有必要批判博物館機制，而為了批判博物館機制，就有必要批判現代性的時間、歷史概念，以便重新激活中國“文史”傳統，以文救質，重新找回中國傳統藝術曾經生活於其間的那種古今往來的歷史空間，讓古文煥發新命，從而為中國藝術的未來帶來新的活力因素，擺脫那種要麼照搬西方、要麼機械覆舊的兩難困局。商湯誡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詩》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31]說的都是這個道理。

五、最終，也許有助於把現代性與歷史的緊張關系納入到那種豐富生動的古今關系之中，以平常心看現代性，還現代性以本來面目：打破現代性作為最高進步的神話，也打破現代性作為末世終結的神話。如何理解現代性，如何面對現代性的危機，這一切問題的解答必將有賴於如下問題的探討：在中國古人那裏，如何理解古今關系？而由於中國傳統的史學不是歷史的邏輯展開，而是“文史”，所以，中國古人關於古今關系的理解又必須從畫道和易象中得到決定性的啟發。限於篇幅關系，本文僅限於提出一個綱要。更具體的研究工作，尤其是結合中國畫和中國畫論來展開的具體工作，還有待將來的進一步努力。

註釋：

[1] 柯小剛，1973年生，哲學博士，同濟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2] 石濤：《畫語錄•筆墨章第五》：“故山川萬物之薦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參見《清人論畫》，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11頁。

[3] 石濤：《畫語錄•兼字章第十七》：“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參見同上書，第33頁。

[4] 宗炳《畫山水序》：“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像。”“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所收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山水畫論開端之際對畫、道關系的表述，規定了後世山水畫之為畫道而非畫技的基調。

[5] 王微《敘畫》：“辱顏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參見同上書第六卷。）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顏光祿雲：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參見同上書第一卷）

[6]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關於畫六法與儒家六經六藝的關聯，參見季惟齋《征聖錄》（即將出版於莖典書寫叢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7] 石濤題畫詩跋：“書畫非小道，世人形似耳。”（《清人論畫》，前揭，第40頁。）

[8] 《論語•陽貨 》，見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688頁。

[9] 《論語•述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參見同上書，第254頁。）體道與教、學並列。

[10] 米芾：《書史》，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 《周易•革》，參見《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38頁。

[12]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10頁。

[13] 參《莊子•應帝王第七》，見《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04年，上卷第287至310頁。

[14] 《易•系辭傳》：“夫幹，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參見《周易正義》，前揭，第321頁。）

[15] 《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讚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參見同上書，第380-383頁。）

[16] 《易•系辭傳》：“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參見同上書，第337頁。）

[17] 《易•系辭傳》：“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同上，第321頁。）

[18] 《易•系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系辭焉，以斷其吉兇，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同上，第323頁。）

[19] 《論語•陽貨》，見《論語正義》，前揭，第698頁。

[20] 《周易•系辭傳》，見《周易正義》，前揭，第358頁。

[21] 同上，第321頁。

[22] 《易•系辭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同上，第338頁）

[23] 《易•系辭傳》：“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同上，第366頁。）

[24] 《易•系辭傳》：“乾坤其易之蘊耶？”（同上，第343頁）

[25] 《易•系辭傳》：“法象莫大乎天地。”（同上，第340頁。）

[26] 許慎：《說文解字序》：“古者皰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見《說文解字四種》，中華書局影印本，1998年，第285頁。）

[27] 《禮記•經解》：“潔靜精微，《易》教也。”（見《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597頁。）

[28] 《禮記•經解》：“《易》之失，賊。”（參見同上）

[29] 參見柯小剛：《思想的起興》，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07-224頁。

[30] 在“形上學與形而上學”一文中，我們對此曾有分析，參見同上書，第212-217頁。

[31] 這兩句引文因《大學》發明其義而成為中國文化善於自我更新的象征。參見《禮記正義》，前揭，第1861頁。

[此文發表於《文藝研究》2008年第7期]（愛思想網站 200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