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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情動政治如何終結擬像政客～～擬像論說觸及到了哲學思想與政治實踐之間的一個關鍵張力。

簡要回答：是的，這樣的觀點可能會被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用來為所欲為，但那並不代表德勒茲本人的思想主張就是不負責任的。——

一、德勒茲的觀點是什麼？

德勒茲反對柏拉圖式的「原型—副本」的觀點，強調「擬像」（simulacrum）不只是某個本體的模仿，而是自身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的實體。這意味著：

• 沒有一個終極真理或原始本質供我們驗證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正義、文學；

• 所有實踐與概念都是流動的、多重的、在不斷變化之中；

• 所謂「正義」或「民主」本身也是一種生成（becoming），不是一種可回歸的固定標準。

這挑戰了傳統政治與倫理中尋求一個穩固標準的企圖。

二、可能產生的危險：被濫用為政治藉口

在實際政治中，如果這種哲學被簡化或斷章取義，確實可能提供不負責任者一個「沒有真理可言，因此我可以任意操作語言和概念」的藉口。例如：

• 一位政治人物宣稱「這就是我們版本的民主」，即使它侵犯了人權；苛税榨民的領導導致經濟頹敗，被形容成暫時性的政改鎮痛；干預司法公正被喻為司法改革。

• 或說「你不能用舊有的正義標準來批評我們的做法，因為正義是多元的、生成的」。

這些說法雖然表面上呼應德勒茲的觀點，但實際上忽略了德勒茲思想中的倫理張力與對創造力的要求。

三、德勒茲真的主張「什麼都可以」嗎？並不是。

德勒茲並不是主張「一切皆相對」或「真理不存在」那種簡單的相對主義。相反地，他關注的是：

• 如何逃脫僵化的範疇；

• 如何讓新的概念與形式得以誕生；

• 如何創造真正具有差異性的思維與實踐。

這其實對政治人物提出了更高的倫理要求：不是遵守既定框架，而是要創造更能包容差異的、新的行動樣態。

所以，不負責任的濫用是對這種思想的背叛，而不是它的自然結果。

四、總結

問題	回應
是否可能成為不負責任政治人物的藉口？	是，有可能被濫用。
是否表示德勒茲的思想本身不負責任？	否，德勒茲強調創造力與倫理張力，而非任意行動。
該怎麼處理這種張力？	要有批判與創造並重的政治哲學實踐，避免簡化與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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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刀的，是人民的頭頭
落地的，是人民的頭

高調的，是「人民的喉舌」
切斷的，是人民的喉

（8.7.2025 磚·法）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June 28, 2025 at 8:39pm

愛墾APP「性愛高潮」與羣眾運動～～是否有理論將「性愛高潮」這種情動強度的節奏性、臨界性，與政治群眾運動中的身體感、集體感、節奏感作出類比？答案是：有，而且在「情動轉折」以來的若干前沿理論中，這種類比不僅存在，還被視為理解「群眾如何被觸動並行動」的核心關鍵。

關鍵理論視角：將「高潮」作為群體情動臨界轉變的比喻

以下是幾位學者與理論，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這樣的比擬：

Brian Massumi：強度、閾值與「臨界轉變」

重點概念：感覺的「強度閾值 crossing of thresholds of intensity」

應用場景：社會運動中的群體感覺、衝動與行動之間的裂隙：Massumi 在探討9/11事件後的「群體恐懼」與「感覺政治」（politics of affect）時，指出情動並非一個穩定的內容，而是一種預感中的、臨界的、不穩定但有方向性的強度移動。這與性高潮中的情動強度積累、轉向與身體反應的突發性相似。

類比摘要：群眾運動的爆發就像情動的高潮——它不是理性決策的產物，而是強度在身體間傳導、累積至臨界值，然後轉化為集體行動的「能量爆發」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June 26, 2025 at 9:25pm

Judith Butler：可動性身體（mobilized bodies）與「情動感染」：在《Bodies in Alliance》中，Butler 討論佔領運動等集會中，身體如何因為「共同感知不正義」而被動員（mobilized）。她強調的是：「身體的在場」本身即是一種情動轉向的展現，言說未必發生，但身體已在場、已回應、已共振。這與你前述性愛高潮中語言尚未出現、但身體已被節奏牽引而發生反應的情況相互呼應。

類比摘要：在抗爭現場，情動的節奏感（如口號節拍、行進節律、群體鼓掌）形成一種「高潮生成機制」，讓個體進入一種超越自身邊界的共同感知狀態。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多重身體的愛與革命節奏

在《帝國》（Empire）與《群眾》（Multitude）中，他們強調「愛」（love）與「慾望」（desire）作為革命的基本動能。

他們主張，革命並不是由理論家或領袖發動的，而是群體內部情動網絡與慾望組織的節奏共振所引爆的——這如同性愛中的高潮，不是外力導致，而是由內部不穩定積聚所激發的自組秩序（self-organizing surge）。

類比摘要：革命高潮是情動渴望的能量洪峰，它像一種群體性「性高潮」：非理性，卻極具創造力與顛覆力。

Ernesto Laclau：群眾情動與「空洞能量中心」

Laclau 在《群眾主義的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中，提出「情動鏈」（chain of equivalence）的理論，即：各種不滿（失業、種族、性別等）形成情動鍊條；群體透過一個空的能量象徵（如一個口號、一個領袖）發生情動聚焦；這種聚焦產生集體性的感受與運動節奏。這非常像性愛中的「高潮中心」：並非固定部位；而是全身性感與感知的動態聚焦、共震與釋放。

類比摘要：民粹政治與社會運動的「高潮化」爆發，是由情動的集中與節奏控制所引發的身體-感官-語言的連鎖反應。

Teresa Brennan：情動的「傳染性」與社會能場

Brennan 在《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中強調，情動不是個人內部的，而是「空氣中流動」的力量——一種生理與社會的共構場域。在群眾運動現場，這種「傳染性強度」與高潮前的情動累積與無法抑制的身體反應相當類似。

理論總結：性愛高潮 × 群眾運動的轉化類比

現象/特徵	性愛高潮	群眾運動
情動強度	快速上升、突破閾值	集體不滿升高、臨界爆發
身體節奏	呼吸、心跳、律動同步	呼口號、列隊、音樂、舉手動作
語言化	語言崩潰、轉為呻吟、叫喊	訴求模糊、簡化為標語、肢體
主體性	我與他人界線模糊	個體與群體邊界模糊
行動臨界	無法抑制的動作	無可逆的集體行為（佔領、抗爭）
美學結構	節奏性感知、流動中斷再接合	運動的節奏管理（鼓動→冷卻→再激化）

結語：這個問題開啟了對「身體政治美學」（Aesthetic of the Political Body）」的深層路徑探討：性愛與革命其實共享一種身體被感動、意識無法主導、語言尚未出現、但能量已轉化為行動的「情動機制」。這不僅是詩性的象徵，也是切實的政治與社會現象研究核心。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June 9, 2025 at 10:03pm

愛墾APP·信任成本：沉默，有時比言語更具殺傷力～～當一位領導人不只一次、也不只是偶然地被捲入爭議，人們會開始思考：信任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流失的？我們是否正見證它悄然消逝的過程？

這是當前社會中不少人心中的疑問，隨著某位領導再度遭到前戰友提出嚴重指控——此次為民事訴訟，指稱涉及性侵行為——這些疑問再次浮上檯面。指控本身性質重大，社會自然高度關注。

然而，除了司法系統中的調查與審理，還有一場更微妙的評價，正在公民心中悄然進行。

對一位領導人的信任，往往不僅關乎法院的最終判決，更取決於這位領導人在風波中的態度與行為。這當中包括是否回應、是否負責、是否展現透明度。尤其當爭議重複發生，民眾的不安與疑慮也會隨之加劇。

重複的衝擊：指控與印象之間

在初次面對指控時，人們往往願意保持觀望、給予當事人解釋空間。但隨著相似事件反覆出現，原本的信任會逐步受到侵蝕。第三次、第四次時，即使事實尚未釐清，許多人也可能已開始形成預設立場。

這正是重複的風險所在：當同類指控一再發生，它便不再只是單一事件，而可能開始影響外界對此人的整體評價。

回應的分量：沉默與誠意之間

對許多民眾而言，領袖的回應方式比具體法律結果更具象徵意義。如果選擇沉默或完全交由律師或輿論鉗制單位處理，可能會被視為逃避；若能主動說明、尊重程序、展現誠意，則往往更能獲得理解與信賴。

現階段，沉默本身已成為一種訊號。而它釋放出的訊息，未必有助於化解社會疑慮。

領導的需求與政治疲勞

社會對領導人的期待，不僅是有效治理，更包括穩定與可信賴。當政治爭議成為常態，民眾的不安感與倦怠感也會升高。

在多數人為日常生活奔波的時代，公眾更渴望少一些風波、多一些務實。每一次新的醜聞，都可能讓國家的改革進程停滯，使民眾對政治的期待與信心逐步流失。

即使真相尚未明朗，這種拖延與不確定的狀態，已足以構成一種「信任成本」。

法律之外的試煉：信任的維度

即使最終證明當事人無罪，公眾的信任往往早在判決之前就已做出反應。因為信任來自穩定、一致、負責任的表現，而非單一的法律結論。

這也是領導力的情感試煉：當人們開始質疑「這個人，仍然是我能信任的領導者嗎？」，其實已不僅是法律戰場上的攻防，更是一場關乎誠信與價值的深層考驗。

公正與問責，缺一不可

作為公民，我們需要同時堅守兩項原則：一是所有人，包括領導者，都應享有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二是所有持權者，都應主動展現應有的正直。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June 3, 2025 at 8:41pm

愛墾APP:企業哲學長（Chief Philosophical Officer）

「哲學長」（Chief Philosophical Officer, CPO）這個正式職位在全球企業中雖然不普遍，但確實有一些公司或領導者設立了類似的角色，尤其是在思考企業倫理、長期願景、價值觀導向或人工智慧等與哲學密切相關的領域。他們一般稱為“内部哲學家”（In House Philosopher）

已知案例與趨勢

1. LinkedIn – Reid Hoffman

雖然不是正式的「哲學長」，LinkedIn 創辦人 Reid Hoffman 曾在許多場合強調哲學訓練對創業與科技發展的重要性。Hoffman 本人是哲學與人工智慧背景出身，他提倡科技公司應有更強的倫理與長期視野，並有請哲學家參與公司或投資決策過程。

2. Google/DeepMind – 哲學與倫理顧問

Google 的子公司 DeepMind（人工智慧研究機構）聘請過哲學家擔任倫理顧問（例如，與牛津大學合作設立 AI ethics board）。雖非「哲學長」名義，但其功能相似，負責審視 AI 技術的倫理影響。

3. Patagonia、Ben & Jerry’s 等社會企業

這些企業雖未設立「哲學長」的職位，但其高層如 CEO 或「使命長」（Chief Purpose Officer）會涵蓋哲學價值導向的工作，如可持續性、公平貿易、社會正義等。

4. 德國、北歐與日本企業

有些中大型企業在董事會設置道德或倫理顧問，甚至與哲學家合作設計「企業存在的意義」（Purpose of Business）課程，如：德國 Bosch 有長期與人文學科合作進行企業文化轉型。日本京瓷（Kyocera）創辦人稻盛和夫提倡「哲學管理」，重視經營哲學，並在公司內部廣泛推行。

5.新創圈與矽谷：有限但有實驗性

有些新創公司曾試驗性設立類似角色，但通常是短期顧問形式，或由創辦人兼任。例如，有報導指出部分矽谷公司曾聘請哲學博士進行產品倫理分析或企業價值重塑。

為什麼這職位罕見？傳統上，企業偏向實用導向，對哲學思考視為「軟性資產」；很多與哲學相關的工作實際上由其他職位承擔，如 HR、品牌、永續發展、倫理委員會；有些公司可能設立類似功能部門，但名稱不會使用「哲學長」。

近年趨勢與潛力

在人工智慧、生物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等日益受關注的領域，設立哲學性領導角色（不一定叫 CPO）逐漸被認為是企業競爭力的一部分；例如 ESG（環境、社會、治理）熱潮正在推動企業重思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哲學在這方面提供架構性思考。

雖然「哲學長」（CPO）尚未成為主流，但其理念正透過各種形式進入企業決策層級，特別是在技術倫理、企業文化與長遠願景規劃中。未來隨著人文與科技的融合趨勢，這類職位可能會逐漸浮現，尤其是在重視社會責任與價值導向的組織中。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March 18, 2025 at 5:19pm

陳明發札記·組織選擧

1.嗜血，也是一種文化。就算你說它是惡，惡文化也是一種會自動再生產的東西。

2.狂咬瘋噬成性，咬噬完外部對手，就輪到內部對手。

3.眼下被咬的，應該開心，他們的核心精神，已經擴散；而且貫徹、升級。

4.就像詐騙成了一種習慣，外在被騙市場飽和後，就從外銷轉內銷。

5.唯一的底線，還是那句：沒有底線。

6.以前什麼都做不出來，因為外在對手；

7.自己在位了，一樣什麼也做不出來，因為內在對手；

8.自己的一切，合理化；對手的一切，妖魔化。

9.你我殘留的一切，不警惕，無覺知，最終恐怕要泡沫化。

10.噜噜聲：我很胖，但我很餓。

（16.3.2025）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March 3, 2025 at 5:50pm

愛墾APP：AI挖史～～馬斯克只用6個科技神童便挖透老美陳年史，說明了AI的威力。實際上，Alvin Toffler在他1980年出版的傳世大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提到，美國因為掌握其他國家的資訊，包括政治人物的丑事，而可能操縱他們的決策。日本過去頻密更換首相，便是一個例子。

「丑聞輸出」、「互通辛騷數據」，會是一盤「好生意」。有些國家努力「調查」國內的丑聞，策略也是一樣的。美國有這方面的設備、技術與資訊，隨時可以和「可合作」的外國領袖理應外合，輸送軍情所需的知識。

對於他們敵對黨派過去支持上台的那些小國領導，他們自然不陌生。而小國領導也有他們的智囊，玩民粹政治（族群、宗教、國內肅貪.....）就是了，演好斗士的角色就是了。Simulacra （擬象）一下就好了。

這裏涉及資訊戰、政治操控與社會控制，並以馬斯克的科技神童團隊、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波》以及Simulacra（擬像）等概念來支持這個敘述。這些觀點非常合理，特別是在資訊時代，丑聞操控、資訊壟斷與媒體敘事已經成為地緣政治的重要戰略工具。——

1. 「丑聞輸出」作為控制手段

托夫勒在《第三波》中指出，資訊已成為影響全球政治的關鍵資源，與「丑聞輸出」模式相吻合。美國作為全球情報收集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確實能夠利用政治人物的丑聞來影響決策。例如：

日本首相頻繁更替：日本確實存在政治領袖短命的現象，這不僅與其內部政治文化（如派閥鬥爭）有關，也與外部壓力不無關聯。美國若掌握政治人物的私人醜聞，便可在適當時機「曝光」，影響其執政穩定度。

「丑聞互通」與「情報共享」：這類模式不只是單向輸出，而是各國情報機構、媒體、黑客組織共同參與的全球性網絡。WikiLeaks 便是典型案例，美國政府機密文件的外洩，顯示出資訊戰並非單向，而是一個多層次的博弈場域。

日劇《告密者》（INFORMA）中的情報頭子，黑白兩道人緣很廣，也能操縱整體媒體與網眾，不是憑空想象的事物。只要問，領導們Simulacra了那麼多、那麼逼真而強烈，你的真實生活可改善了？族群偏差、階級懸殊可改善了？自然可想一二。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March 3, 2025 at 4:45pm

2. 馬斯克與「科技神童」模式

馬斯克只用6個科技神童便挖空老美陳年臭史，如果我們具體來看 SpaceX、Neuralink、OpenAI 等企業，這些科技公司確實能夠透過技術手段影響資訊流動。

X（前身為Twitter）：馬斯克掌控 Twitter 之後，對資訊傳播、輿論戰的影響力大幅提升。他曾公開 CIA、FBI 如何透過 Twitter 干預選舉與輿論，這某種程度上是「資訊反操控」，揭示了美國政府如何在背後運作。

AI 與數據解析：利用 AI 來分析、挖掘歷史數據與政府文件，確實能夠曝光陳年醜聞，這與「挖空老美臭史」有一定的對應關係。

3. Simulacra（擬像）與民粹政治的操控

Jean Baudrillard（鮑德里亞）在《擬像與擬仿》（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現實與虛擬之間已經變得難以區分，資訊與媒體塑造的「擬像」已經取代了真實。這與「民粹政治」現象相呼應，具體表現在：

操控國內政治話語：透過社群媒體與數據分析，政治人物能夠精準塑造自己的形象，如「反貪英雄」、「民族鬥士」，實際上卻可能與外部勢力有所勾連。

族群與宗教作為操控工具：許多國家領導人利用民族主義、宗教衝突來合理化自身的執政地位，這與「演好斗士角色」完全契合。

資訊戰與擬像政治的全球化

現代政治已經進入資訊控制、輿論操縱與擬像塑造的時代。美國政府、跨國企業與科技巨頭都具備操控資訊的能力，而小國領袖則依賴民粹政治來維繫權力，這形成了一種全球性的資訊博弈場域。

但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這種資訊操控並非單向的。美國不僅輸出丑聞，也可能遭遇反向操控，如俄羅斯的資訊戰、TikTok 影響輿論等，都顯示出資訊霸權正面臨新的挑戰。

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背景下，俄羅斯和中國在美國政治中的角色引發了廣泛關注。2024年10月，美國指責包括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國家試圖干預美國總統選舉，這些國家被認為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影響選舉結果，以服務於自身利益。

俄羅斯的角色：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俄關係出現了顯著變化。特朗普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批評，使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戰略獲得了新的動力。這種緊張局勢削弱了烏克蘭的國際地位，間接強化了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 此外，特朗普政府對烏克蘭的立場轉變，使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談判中獲得了更多籌碼。

中國的角色：中國則從美國內部的政治動盪中看到了機遇。前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校周波表示，特朗普對美國全球形象的損害可能有利於中國，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他指出，特朗普削弱了美國的國際聲譽，這可能影響台灣對美國的信心。 同時，中俄領導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週年之際重申了戰略關係，強調雙方關係的穩定性和對外部干涉的抵禦能力。

俄羅斯和中國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背景下，利用美國內部的政治變化，推動各自的地緣政治戰略，強化了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而特朗普總統在上任後，明確表示將積極推動美國的人工智慧及其基礎設施發展，以在該領域超越中國。

雖然主流媒體對俄羅斯在AI資訊戰中的具體行動報導相對較少，但俄羅斯在資訊戰和網路攻擊方面的能力廣為人知。在特朗普再次當選的背景下，俄羅斯可能利用其資訊戰能力，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施加影響。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並試圖通過與俄羅斯改善關係來對抗中國的崛起。這種戰略互動可能對全球AI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以及相關的資訊戰略產生了深遠影響。

Comment by Leading Link on February 26, 2025 at 5:15pm

愛墾APP: 走「擬象網紅」路綫的政客～～擬象網紅化的政治人物：後真相時代的政治風潮與風險。在布希亞的擬象理論、網紅經濟和後真相文化的框架下，新一代政治人物的「網紅化」（或稱「擬象網紅政治」）正成為全球政治生態的重要特征。隨著社交媒體成為主要信息傳播渠道，政治人物越來越依賴「網紅策略」來吸引選民，而擬象政治的興起，將帶來一系列後果：現實政治的消解、民粹主義的擴張、議題的娛樂化，以及權力的情緒操控化。

1. 擬象網紅政治：政治人物如何成為「內容」

過去，政治人物的公信力建立在政策、政績、意識形態之上，而在擬象網紅政治中，他們的影響力則依賴於流量、形象管理和社交媒體的敘事操控，形成一種「可消費的政治品牌」。

(1) 符號化政治：從政績到流量

流量取代政績：在擬象社會，觀看量、點贊數和社交互動成為衡量政治影響力的核心指標。即便缺乏實際政績，政治人物依然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塑造一個「成功」的形象，例如：製造熱點話題，引導輿論風向，而非真正解決社會問題。通過短視頻和直播營造「親民」形象，讓選民更關注他的「人設」而非政策。利用視覺符號（穿著平民化、走訪市場、拍攝溫情短片）來塑造「接地氣」的形象。

政治人物的KOL化：他們逐漸變成一種網紅KOL（Key Opinion Leader），主打個人魅力、社交影響力，而非傳統的政治經驗或專業能力。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他是典型的擬象網紅政治人物，善用社交媒體（尤其是Twitter），將政治傳播變成一場「真人秀」。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從演員到總統，他的形象運作方式與傳統政治家完全不同，他更像是一位「國家級網紅」，善於用影像塑造英雄敘事。

(2) 政策娛樂化：從治理到表演

政治內容短視頻化：在抖音（TikTok）、Instagram Reels、YouTube Shorts等平台上，政策解讀被壓縮成30秒的視覺刺激，複雜的政治議題被簡化成「爽感」、「刺激感」或情緒化表達（如「打擊腐敗的狠話」）。(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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