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一響，火車一晃，哭聲馬上響起來，壓住了口號。一萬個人一起哭，嚇死人！”我那時雖然左，決心到一個當局沒有動員的地方去插隊，所謂“越是艱險越向前”，但是聽這些孩子說多了，心裏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淚，卻與車站工作人員為細故而大吵一場。我下鄉的那個地方離鐵路遠，以後每到縣城辦事，總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車站去站一會，向著上海方向回望。這種對火車、鐵軌的眷戀，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說明紮根農村的決心還不牢靠，回生產隊後就不敢對集體戶裏的革命大姐說。但是每年到秋後，就會萌動思緒：今年回不回？頭一年秋後算帳，共得余糧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於一張從蘭考到上海的座鋪票。買了這張票，等於後一年不吃不喝，這就絕了坐火車回去的念想。我後來聽說， 1979 年知青颳起回城風，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讓步，一是雲南知青集體請願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體臥軌，驚動國際了觀瞻。冥冥之中，似有一報還一報？知青們是敲鑼打鼓坐著火車離開生身城市的，最後爭取回城，居然也是排著隊，一個一個從容臥倒於火車鐵軌而得以實現。

二

就是在知青時代，我學會了爬火車、鉆火車、跳火車這些荒唐勾當。先說爬貨車。

河南太窮，蘭考更窮。焦裕祿去世後，蘭考還是有出門討飯的習慣。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黃不接，出門要飯是天經地義，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生存權”，聯合國也擋不住。我那時還很崇拜毛澤東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兩岸作社會調查，就想隨老鄉去要一回飯，闖一回江湖。我聯系的那戶人家，成份絕對純正，貧農。他們同意我以家庭長子的身份一起隨行。不料大隊支書知道，說什麽也不讓我走，怕上面怪罪下來，他承擔不起。那戶人家走了，但他們留下的要飯經驗鼓勵了我：只要有一塊髒手巾包住頭，穿對襟衫、圓口布鞋，肩上掛個布褡，作貧下中農狀，隴海線、京廣線上的貨車隨你坐，誰也不會攔。我和集體戶另一個成員下決心化裝成那個效果，像個偷地雷的模樣，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從蘭考到鄭州，確實沒有人管，風馳電掣，如入無人之境。但是火車一停，問題來了。眼看它嗚嗚叫著到鄭州車站，卻不停，而是通過，一直開向鄭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達場，才歇腳。從到達場下車，往回走，經過編組場，走到出發場，至少有四、五裏鐵路線，全靠步行。就在這段步行距離中，我鼻梁上的眼鏡出賣了我，哪有戴眼鏡的貧下中農出來要飯的呢？三問兩問，鐵路職工就問出了我的底細。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聽說我們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帶我們去鐵路職工食堂吃飯，白麵饅頭糊辣湯，在農村兩年沒有吃過一頓這麽好的飯，當然是狼吞虎咽。飯後摸到出發場，又犯了難。那是全國鐵路系統最大的出發場，有幾十股道岔，幾十輛火車頭升火待發，全停向一個方向，場面很壯觀，也很迷人，誰知道它們是奔南，還是向北呢？我們倆就在火車肚子下鑽来鑽去，張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樣子了。

這時，一個搖著號子燈像李玉和那樣的鐵路工人走過來了。他看出我們的窘境，居然教我們讀那些信號燈：原來每一股道岔上都豎著六個信號燈，兩列三行，六盞燈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燈下待命的火車頭出發後，究竟奔東南西北哪個方向。全虧那個李玉和說出了“密電碼”，我們終於得救。夜幕下的鄭州出發場，鐵軌密如蛛網，藍色信號燈閃爍不停。我們按圖索驥，很快找到了一列馬上南下的火車。火車折向京廣線後，要比隴海線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氣，新鄭、長葛、許昌，一路不停，全是通過，比特快客車還威風。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來，大口地喘氣，加煤添水。我們正得意，突然聽到天橋上有人驚恐地叫喊：“你們不要命啦？快換地方，換地方！”原來不是來抓我們的警察，而是一個鐵路女職工路過天橋，偶然發現停在天橋下的這列敞棚車上有兩個“乘客”，坐的位置極其危險，才大呼小叫起來。她在橋上，我們在車上，一時聽不清，雙方又喊又比劃，就像聾子的對話，半天才弄明白危險所在：這節車滿載原木，前頭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擋，我們就坐在那個空擋裏，如果火車遇到意外緊急剎車，身後的一車皮原木控制不住慣性，掙脫捆綁的鐵絲沖上來，非把我們撞成兩張薄薄的肉餅不可！真要感謝這個善良的女職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這兩個“盲流”抓起來，而是指點“盲流”離開險地，另找一節安全地方。這一來，我們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鐵道遊擊隊那樣，掂著布包袱，在車廂頂上跨著走，而那個鐵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樣，站在天橋上遠遠指點著我們。每跨一節車皮，我們就回頭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勢，張嘴作詢問狀。終於找到一節裝機器的敞棚車，而且是在機器的後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勢，放心離去。

接下來就是豫南信陽地區了。路邊逐漸出現了水田，還有騎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綠了。離開南方兩年，終於又看到小橋流水了，我們站立起來，興奮地向著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實聽不見，但也揮舞著手臂向我們致意。可惜樂極生悲，火車停靠湖北第一站－－廣水，我們就被逮住了。

因為此前碰到的鐵路工人都那麽善良，祖國山河處處好，貧下中農個個親，想當然以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樣地下車找水龍頭洗臉。不料，廣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著我們這些叫花子模樣的人，我搖著毛巾走過去，一下撞個正著。他們是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護院的，不讓河南的要飯花子進來竄擾，來一個抓一個，來兩個抓一雙。地方保護主義其實在文革中就有，相鄰兩省經濟上有差異，自然會生出些歧視。湖北警察把我們這兩個奇形怪狀的河南盲流押下來，十分得意，一個勁地盤問，而且語多不屑。我因為有鄭州出發場的經驗，也知道一點湖北人鄙視河南人貧窮的故事，一開始就說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來要飯的難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隊的知青，爭取坦白從寬。不料他們怎麽也不相信，說國家沒有向河南派過上海知青（這也是實情）。於是雙方因上海問題而陷於膠著。說上海話他們聽不懂，聽不懂也就無從證明我們的上海原籍；反過來他們又提出很多有關上海的問題，考考我們是否知道。我今天還記得一個深刻的問題是：崇明島在上海的哪個方向？那當然是對答如流，問不出破綻。這些人只得悻悻作罷，但是結尾留有一個報復：不許我們乘原來的那列貨車離境，非要我們掏錢買票坐下一趟客車到武漢。這一報復的含義不僅僅是逼著我們花去全部盤纏，上車以後才知道其狠毒用意：兩個學生模樣的貧下中農，蓬首垢面髒兮兮，其中一個還戴著眼鏡，在客車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夠了奚落。我這一輩子對湖北佬沒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經歷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澤東式浪漫行乞，就是這樣流產的。我恨湖北，因為它歧視窮人，是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南方”。民諺：“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誠哉斯言，信然！

後來閱世梢深，才知道中國版圖上省籍、甚至縣籍歧視的現象還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據白眼之走向，在這塊版圖上著以不同的歧視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繽紛。如上海人歧視蘇北人，已經聞名海外，卻還有一省之內，如廣州人歧視中山縣人，則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視鄰省、鄰縣的內地高貴者，到了香港，則一律被稱為“大陸表叔”，又顯得乾凈、徹底、利落，一網收盡。而包括香港人在內，中國人一到美國，又驚呼美國存在種族歧視。所有的中國人據說都被罩在一個無色透明的“玻璃罩”裏，難以升級、提職。“玻璃罩”內，那些在國內歧視同胞的高等華人，踢騰得最為厲害，民族自尊心最為敏感，反歧視呼聲也最為強烈。似乎只有走到最遠處，歧視性荷爾蒙才能在正負兩極得以配平？但也只是兩頭發泄而已。天盡頭，歧視者被歧視，傳來一陣陣愛國主義的悲憤呼喊。我的一個歷史學同行，復旦教歷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聽到了，於是戲言：中國人中最愛國的一群，要到國外去尋找，而不是在國內。這也是誠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說的是，在這張歧視圖上，我所生活過的河南大概屬於負海拔地區。我沒有聽說他們能歧視誰，卻知道他們不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視，也被東面的山東人、西面的陜西人、甚至遠在邊陲的新疆人歧視。他們幾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個低窪的盆地裏，周圍高地山民，不管隸屬哪一部落，都能對他們投以白眼。這當然是因為他們窮，窮困中產生愚昧，以及與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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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火車上的記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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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火車上的記憶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