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輩子做的工作，是從社會經濟起手，然後做了文化史研究。常常有人問我，什麽什麽事情，在哪本書裏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飯店吃飯，店主人就問，中國菜這樣那樣的烹飪方法，是從哪裏開始的？我一想，哎，中國通史上還真沒交代。那次之後的兩三個月，有飲食文化研究會找我去講演。我就專門找中國小炒菜的起源。為什麽做小炒菜？一般來說，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塊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響。可以說，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風俗信仰都有點關系，但史書裏卻不交代。這些零零碎碎的小東西，也有人寫，但都是筆記。這裏一段，那裏一段，通常不被人註意。我內人也常常被人家問，你們夫妻倆都學歷史，能不能介紹一本我們看得懂的中國通史給我們看。他們說，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論的都是天大地大的問題，又多引經據典，老百姓看不懂。我覺得，既然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所交代。這是我寫作《萬古江河》的最初動機。今天的題目，說老實話，是東南大學派給我的，不是我自己定的，好像在替我自己的書做廣告的樣子。但《萬古江河》這本書，不是作為一般的歷史教科書或者一般的通史而寫，而是有一定的想法的。

“中國”是從哪裏來的

我在海外過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熱心、很愛國的同胞跟我說，我們中國人是特別優秀，你看這個學校裏功課最好的都是中國人。我則常常跟他們說不見得。

我更重要的動機，是想告訴我們的同胞，中國並不是自古以來就這麽大，而是慢慢長大的。今天大多數的同胞，總以為中國自古以來就這麽大的一塊。自從中國人認為我們中國就這麽大一塊以後，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好像自盤古開天地以來，突然就蹦出黃帝來了，然後黃帝生了一大群兒子，然後我們慢慢就出來了。誰生女兒啊？沒問。黃帝這麽多兒子得娶媳婦才有子孫啊！難道我們都是孫猴子，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嗎？所以，這些事情一直以來大家都是模模糊糊下來，形成了“中國中心論”。

更常見的是“中原中心論”，說我們四面是“蠻夷戎狄”。“夷”這個字還不錯，一個人背著一張弓，還是個人嘛！“狄”這個字也還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過日子。“蠻”是個蟲，其實“蠻”正規寫起來，是頭上梳了兩個辮子盤髻的一個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這對四鄰都是不太禮貌的說法。這四個字，從原來的字根講起來，都是描繪人們的生活形態，但演變到後來呢，只有我們中華是特別好，外面都“蠻夷戎狄”。我在海外過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熱心、很愛國的同胞跟我說，我們中國人是特別優秀，你看這個學校裏功課最好的都是中國人。我則常常跟他們說不見得。

這種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觀念，是幾千年來“中華帝國”、“天朝上國”這個觀念演變出來的。在過去，我們關著門過日子，所以沒什麽關系。但是現在，我們是在世界上過國際社會的日子，就不能再這樣了。所以我寫《萬古江河》，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中國不是自古以來就這麽大一塊，是慢慢長大的，當年的“蠻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當年的敵人就是今天的鄰居，同樣地，今天的敵人也可能是將來的鄰居。

我深受感召的梁啟超先生，他原本要寫一部中國史，可惜沒寫成，只寫了一個緒論。他說，“中國”是從“中原”開始的，中原變成了中國，中原的中國慢慢擴張變成中國之中國，然後超越中國之外，慢慢將四鄰吸收進來，通過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勢力範圍的擴大，變成了東亞的中國，然後在亞洲範圍之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是亞洲的中國，將來還要進入世界，成為世界之中國。梁任公寫這篇緒論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現象的確出現了。在一百年前沒有第二人敢這麽說。

我現在最喜歡到國內看考古遺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一片瓦片可以告訴你許多許多事情，告訴你“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是後來發展出來的。在古代那麽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發展著他們不同的過日子的方法，誰也不是“上”，誰也不是“下”，誰也不是“中”，誰也不是“外”。地球是個圓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處都有自己尋找的方向，都有自己過生活的方式。那麽，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麽樣聚合的呢？

國內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已經過世。中國考古史學界過去比較受制於“一條鞭”的單一理論，主要是“單線的演化論”、“中原的擴張論”兩種說法。蘇秉琦先生在這種風氣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關口，從證據說話，提出了“文化區系類型學說”。他認為，每一個地區都有一個地區性的文化圈，文化圈裏又有不同的類、不同的系。他根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現象，將中國劃分為六七個區，每一個地區都有至少三層四層的次級系統。如果我們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初期的話，當時區還沒形成，系也沒形成，類也沒形成，型也沒形成，每個地方都是將就著當地的資源過當地的日子。經過互相學習、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換、知識的交換，還有人口的交換，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隸，經過如此這般交換以後，慢慢才並合成一條條線，然後再慢慢並合成一個個區。這一套理論，和梁任公的理論是完全配套的。只不過梁先生是從“中原”起頭，蘇先生是從“中原以前”起頭。我自己也找到一條很重要的線，就是相當於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時代。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陜西形成一個文化，後來分為兩條線，一個是陜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個就是旁邊的河南陜州古城南的廟底溝文化。在考古學意義上，“文化”就是怎麽樣過日子、住什麽樣的房子、燒什麽樣的陶器、用什麽工具來敲石頭、敲成什麽樣子等等。我們主要靠發掘出來的破罐碎瓦等來考察。這兩個文化，本來是很類似的文化，後來有了不同的發展。我們從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漁獵工具越來越多，農耕的比例比較少；而廟底溝呢，農耕農具的比例相當大。就像一對雙胞胎兄弟，他們隔著河過日子，然後慢慢地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廟底溝文化的實力逐漸強大了，於是慢慢地往外開展了，越到後來，越往東走，並不是往西走。這樣東邊的地方慢慢地就采用廟底溝文化的生活方式，並逐漸變成了黃河邊上一個相當顯著的生活生產方式。當然這不是那時候最高、最強有力的生活生產方式。當時東北的紅山文化，就早於廟底溝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還有神廟、很大的墓，有等級不同、規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邊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結構房子，還有水稻。湖北石家河有一連串的城市，每一個都比廟底溝看著要像樣子。而山東的大汶口，甚至可能有了文字，因為有幾個字留下來了，不是普通的符號，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這麽好這麽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兩千年前幾乎全塌下來了。為什麽？我一直在探索這個問題，但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是氣候原因？人口壓力？過度浪費？都有可能。但廟底溝文明，不但沒塌，還變得更強大，影響範圍更廣了。它自己沒有什麽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沒有大的土台，也沒有城市。但剛剛所講的幾乎所有好的、有漂亮器物的文明，它都從中學到了一點。廟底溝文明向兩邊擴展，它去了黃河南岸的河南、黃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運城平原。在河南偃師的二裏頭文化遺址，已經發現有極大的古城，有城墻，有道路，有宗廟，有大的禮儀性建築，有大的公共建築，有非常大的水溝，這些現在還在繼續的發掘中。

註意到這一串現象，我就認為這個廟底溝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來之後，它站起來了，應該講就是中國文化的起源。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但我認為，廟底溝文明是核心。考古學家將之稱為“夏文化”，我覺得夏文化應該是“諸夏”，在文獻上講夏朝就是諸夏，就是許多的夏，並不只是一個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稱自己的名稱。諸夏，彼此之間有很多小的差別。山西運城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偃師的二裏頭文化，內容並不完全一樣。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色，都肯采納別處的東西，因此東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認為這才是中華文化的起源，雖然沒有大的顯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納、肯吸收。這個動力、這個特性，使它可以變成一個強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長。

我寫的《萬古江河》就是以此為核心展開的，旨在填補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講文化的擴大，不講武力。我向來不喜歡講武功，因為我從小在戰爭中長大，戰爭是非常殘酷的事情，我知道什麽叫做鮮血。我不講武功，不講開疆辟土，只講文化圈的擴大。我所講的主調是：在文化圈的擴大過程中，我們有“給”，我們也有“拿”。我們給過很多四鄰中國的文化，我們也從四鄰的文化中吸收接納。從廟底溝二期開始，我們就繼續不斷地向四周“給”，也從四周“拿”，不然廟底溝二期也不會長大。

等到廟底溝二期長大了，到後來“中原”變成了“商”，“商”也不斷地給予吸納，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不僅繼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許多其他文化的東西。秦人原來在西方，在今天甘肅天水一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壯大，東遷至陜西關中一帶。秦由小小的牧馬民族逐漸變成秦帝國，是吸收了六國的長處、吸收了六國的人才，才得以壯大。漢朝作為那麽龐大的一個文化體，也是不斷地進行文化輸出和輸入。漢朝的文化輸出，東到日本、東南亞，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漢朝的文化輸入，最典型的是從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還有北方巫術文明和各地的巫術，也被漢武帝統統接受，後來變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漢文化一路向南開拓，將南方的動植物引進中國，從西域也帶進來西瓜、葡萄，從北方帶進來駱駝、野驢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產。這樣無窮的文化交流、物產交換，使得漢文化異常博大豐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擴大的時候，都是“有給有拿”。我們不吝嗇“給出去”，也不慚愧“拿進來”，這才是大大方方、磊磊落落。有好的我就學，見賢思齊，人家肯向我學，我也誠懇教人。教書這一行，最好的一點，就是我教給人家越多，自己收獲也越多。這跟做買賣不同，不會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這樣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狀態中，中國慢慢地成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