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ZSS在當年僅是初中生，之後沒有受過進一步的教育，自參加工作之始就是一名司機，現在仍在一家公司裏做司機。即便這樣，他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仍然具備了完全的反思能力，不遜於所謂的“文化人”。我們認為，作為事件經歷者的個體，其完全有能力反思自我的經歷，並能恰當地使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達成某種共識(或共謀)，如ZSS對於自己紅衛兵經歷的敘述。面對提問者，對於自己當年是否參加了紅衛兵這一事件，他的迂回講述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辯解，不如說是與集體記憶的妥協。因為，當下語境對於紅衛兵的記憶形象(可以將其看作一種集體記憶)是否定的、不積極的，所以，ZSS很難說出自己當年做紅衛兵對於自己的積極意義。

事實上，在所謂的集體記憶中，充滿了個人的策略，這包括知青對於當年“如何下鄉”的講述。關於下鄉時的想法，如今的回憶多是“大勢所趨、不得不去”，可是在一些人的講述中，也不乏個人的主體性。

ZSS：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能理解啊。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說實話，我們還挺高興的。我跟你說，那時候覺得學習沒勁，像我這種想法的人也不少。

我們那會兒甚至為買件衣服，買雙鞋發愁，甚至自己想出去，給家裏分擔一下，給家裏省一份錢，大多是這種想法。

那時候不像現在這人的思想，就這樣覺得必須去不可，要積極去……山西不是離(北京)這兒近點嘛。再加上一個大撥哄，都跟同班同學一起走的，還在一起，不管怎麽著，在一起上過五年學，互相有個依靠。就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的人是最多的。

個人會以怎樣的姿態來回應“文革”呢?對於停課鬧革命，頗有一些人歡呼雀躍，這與之後的正面反思“耽誤了前程”有抵觸的地方；對於上山下鄉這個事件，ZSS為了分擔家裏的經濟困難，“甚至自己想出去”，而並不是全部的、純粹的“脅迫”，個體以如此的姿態來回應上山下鄉的不在少數。另外，對於下鄉的具體地點，ZSS也適時掌握了時機，發揮了個人的主動性。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才有了值得不斷商榷的空間。

或許，這正是社會記憶之所以能對現實社會產生批判效應的原因之一，集體記憶並不是鐵板一塊，個體之間的協商、個體自身的反思能力所達成的那種集體記憶是值得關註的。記憶之所以被重新述說，必然意味著記憶不僅僅是時間的客體而已，而是在看似被壓抑著的生命共同體驗中，重新召喚著一種主體性的力量(鐘喬，2007)。

(五)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關系

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之間的關系究竟是如何，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對此，傳統社會學的處理方式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在社會記憶研究領域中過於強調集體記憶的作用，二是在聲稱關註個體記憶的研究者那裏，研究者對於個體記憶的認識也是臉譜化的，似乎難以逾越範式的藩籬。

不可否認，個體記憶中蘊含著豐富的思維記憶，但是集體記憶研究思路中往往會遺漏個體記憶的細節，而我們不能忽略這些細節的作用。

康納頓(2000)所談及的身體記憶和個體記憶，依然是我們時刻需要註意的。紀念儀式可能受到國家權力等強勢因素的影響，而身體習慣卻難以完全掌控在權力之下。因此，對該問題的警醒可能使我們稍稍擺脫主流記憶研究或集體記憶研究的陷阱，同時也使社會記憶的研究路徑向另外的方向延伸。

在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關系方面，筆者發現，個體記憶之所以能夠成為集體記憶，一方面，這個過程是在對話中完成的，是個體之間互相妥協的結果；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受到歷史背景的影響。在個人身心交織狀態下形成的集體記憶，確實有個體的無奈，甚至這個過程就是個體掙紮的歷史。但是，在權力關系上並不全然是集體記憶支配個體記憶，兩者在很多情況下表現為共謀關系。

另外，我們也不能否認，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之間確實存在一種對立關系。正如主流研究所述，這種關系中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況，即集體記憶似乎在削弱個人記憶的余音。如知青ZSS對於病痛的記憶，已經淹沒在“回鄉”的聲音中。在類似宏大敘事下的個人回憶中，個體作用的機制問題，或個體作用隨時勢發生怎樣的變化等問題，是值得繼續討論的。而個體記憶中存在著太多我們無法靠近的東西，對於這一問題，僅靠社會記憶研究範式是無法解決的。

三、有關記憶微光的解釋

(一)“記憶微光”的提出

在關註宏大歷史與個人遭遇的記憶研究思路中，我們可以看見記憶的微光，它或存在於集體記憶之外，或與集體記憶交織在一起而不被註意，如個人的病痛記憶。在知青記憶研究中，知青ZSS對於下鄉經歷中的個人病痛的記憶栩栩如生。問題是，這些記憶並沒有單獨出現，而是與能夠引起關註的某類事件關聯在一起，如在談到是否能“回鄉”看看的時候，ZSS講到了自己的病痛障礙。

ZSS：本來打算去山西，可是我病剛好點(其後，他回憶了自己患病的過程，筆者)，前年1999年1月1號回去了。反正那時候有幾天閑的時間，第二也有個紀念意義。回村，你看，還沒說插隊的事情呢。回村，我們都和老鄉的關系比較好。回村以後……(省略關於回村的文字大約800字，筆者)。

ZSS不僅回憶了自己當前病痛的歷史過程，而且還講到自己下鄉後所遭遇的短暫病痛，如辦回城過程中患重感冒昏迷了三天，去山西省城學開車因高度近視不得已戴角膜眼鏡所承受的痛苦等。不可否認，病痛對個人而言，往往是刻骨銘心的。那麽，在記憶研究中，通過個人敘述出來的苦痛記憶，為何卻是以依附於重大歷史事件的形式而出現呢?

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個人社會化(個人被殖民)的結果。如果說一切都如布迪厄所說，最個人性的也就是最社會性的，那麽，我們在這裏所追問的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的差別，似乎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事實上，情況並不總是如此。筆者認為，這些個人向研究者們講述的歷史際遇，包括講述的病痛，具有另一種作用和效果。盡管個人往往將其際遇與宏大歷史關聯起來，卻有著非常強的主體性。一方面反映了個人的聯想能力，另一方面表明了隱藏著的個人痛楚，恰恰可能是他講述的動力。事實上，似乎並不是社會學家強調的社會性使然，而是個人反思的結果。

社會記憶研究範式不斷嘗試著剝離個人化的東西，如只強調個體“認同”這個詞匯，忽視個人創造或反抗。可見，在這個領域中，對於認同的研究非常強勢，而對於主體性的研究似乎僅停留在哲學理論的討論中。這樣的主體性一旦遇到社會，就被歸之為社會形塑的結果。正如同布迪厄“個人性就是社會性”的論斷，未免太過於社會決定論，因而顯得悲觀。或者，在社會學家眼中事實大多如此。但是，在大眾的生活歷程中，總會上演著不同於此的“小戲”。在社會學家那裏，可能這是“對抗”(這裏要謹慎，“對抗”也是一個被簡單化的詞匯，它對於描述筆者強調的“記憶的微光”，還僅是一個開始)，可事實上，大眾恰可能在此自娛自樂。如文革時期的“忠”字舞，那是在高度集權下的一種產物，當時跳“忠”字舞的人現在回憶起來，往往還帶著興奮，那是一種帶來身心愉悅的“集體歡騰”(涂爾幹，[1912]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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