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們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義上說“信仰”，而在中國，人們大多數是在倫理和道德的意義上說“信仰”。這兩個意義上的信仰雖然不同，但並不矛盾。宗教意義上的信仰有特別的對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誨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誨不僅關乎神與人的關係（虔誠），而且關乎人與人的關係（愛）。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於沒有必須愛的神，人更有理由愛他周圍的人，在自由、平等、尊嚴的環境中，信任、尊重和關愛別人便會變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這些價值與民主、憲政是一致的，在哲學或神學上，這樣的普遍價值則是總是與某種超越的終結關懷聯系在一起。…

在網上讀到一篇《在懷疑的時代更需要信仰》的講稿，是作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畢業典禮上的致辭。其中有幾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文學理論無法識別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獻擋不住地溝油的泛濫。當利益成為唯一的價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當成交易的籌碼，我很擔心，‘懷疑’會不會成為我們時代否定一切、解構一切的‘粉碎機’？我們會不會因為心灰意冷而隨波逐流？”…

對於公民政治和公民自理來說，說理是必不可少的；對於民主政治的公開和公平競爭來說，同樣如此。這二者構成了公民說理的主要內容。在公民說理課上，有的教科書會從公民說理不是什麽開始，告訴學生公民說理是什麽。

例如，一本叫Writing Arguments的說理寫作教科書一開始就告訴學生，“說理不是戰鬥或爭吵”，動火和不冷靜不僅會令人偏離理性思考，還會使人感覺不到公民說理的樂趣，那就是，“在一個更高的探索和思考層次上與你尊敬的人進行有創意的交談”。學生們還需要知道，“說理不是非此即彼的辯論”，美國的總統侯選人辯論是一種相互攻擊的非此即彼辯論，不應該成為學習的唯一楷模，“這種辯論的弱點是，它把辯論變成了一種旨在取勝的遊戲，而不是共同探索的過程”。…

讀到一篇《多元時代更需凝聚共識》的文章，提到了利益和觀點有別，如何在中國“求同”的問題。其實，“求同”往往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或暫時妥協。相比之下，“共識”應該是一種在群體內普遍認可和比較持久的“相信”，人們常常稱之為“信仰”或　“信念”。一個群體不能沒有共識，但共識本身卻並不會自動為一個群體帶來高尚、智慧、進步的信仰，更不要說共同的福祉與幸福了。

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有不同的“共識”。在一神教（如基督教）的社會裏，比較容易自然形成相當程度的價值共識，這種宗教曾經滲透到社會和日常生活的每個領域之中。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已經退入“私人”的領域，盡管它對人們的倫理、道德共識仍然在發揮影響。

在出現一神教之前，神話對古代社會的共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歷史學家韋爾南（Jean-Pierre…

在中國沒有出現過像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或昆體良那樣系統論述修辭學或演說術的倫理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許是說服的工作大多數是在非公共的場合進行的，這樣的說服往往成為一種私下進行的、必須避人耳目的交易術。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修辭理論是相當陌生的，即便有修辭理論，也只是功利性的，不是倫理性的。這是中國公共語言充斥欺騙性因素的一個文化原因。

古代中國沒有可以與古希臘相比的那種稱為rhetoric的修辭學 。陳介白《修辭學》（1931）序中說，“修辭學”這個名稱是從東方（日本）傳入中國的，本來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譯名。不過也有人把它譯成“雄辯學”或“勸說學”，甚至有人乾脆用音譯“雷妥類克”…

英語維基百科的“反啟蒙”詞條中，有戈雅（Francisco de Goya）的一副名畫，一個人趴在桌子上，像是睡著了樣子，身後一群怪物正在群魔亂舞。這幅畫的題目是“理性沈睡導致群魔亂舞”（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1799)。漢語維基百科的“反啟蒙”詞條是用谷歌翻譯直接譯過來的，解說詞是“休眠原因產生的怪物”。“理性沈睡”被機械地翻譯成“休眠原因”。

我讀一些深奧的“思想討論”，雖然全是熟悉的“學術”字詞和言語，卻有類似讀“休眠原因產生的怪物”的感覺，覺得是在胡說八道。戴維·貝羅斯（David Bellos）的《谷歌是怎麽翻譯的》（How Google Translate works）讓我明白了機器翻譯與某些學術語言相通的一些道理。…

社會學家莫斯科維奇（S. Moscovici）在《群氓的時代》中把“交談”稱為民眾的鎮靜劑，早在20世紀初，社會學家塔德（Gabriel Tarde）就發現，每一種形式的交流都有與其對應的社會群體，並形成某種“意見領袖”。在出現大眾傳媒之前，演說是一種面對眾多“聽眾”的直接說話，演說的話語力量使得演說者成為意見領袖。後來，有了報紙，報紙是對無數的“公眾”說話，也有了不同的意見領袖，那就是時論評論員。

塔德還發現，人們交談時采用的身體姿勢反映了他們談話的語調和內容。說話者坐著進行的交談是分量最重和最嚴肅的。而當他們的姿勢十分放鬆的時候，如羅馬人在環繞餐桌三面的躺椅(triclinia）上懶洋洋地躺著進行交談，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這種交談非常流暢也非常從容。希臘人喜歡走來走去地交談，這有利於他們敏捷而活躍的思維。…

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對群眾的民意宣泄總是會保持應有的警惕，因為這種宣泄具有極大的不可預測性，也是極不穩定的，它既是偏執的，又是高尚的；既是專橫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因素，其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共同偉業），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到自己的幸福；其暴力傾向以“道德凈化”為理由，排斥一切異端和不同意見，理直氣壯地展示和誇耀自己的不寬容、狂熱和暴力。

有兩種群眾理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群眾的這種兩面性，一種是強調群眾的盲目激情、愚忠和暴力破壞，另一種強調群眾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在失序中尋找“羊咬狼”的機會。

第一種理論以勒龐（Gustave Le…

對於一個個人來說，只有明智的公民才會有理性清明的夢想。如果大多數國民沒有受到過相當程度的政治啟蒙，不能成為明智的公民，他們的夢想很可能是被誤導、蒙騙或愚弄的幻想。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需要探究的不是哪一種夢更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衝動，而是哪一種夢更適合人民的現實需要，更能使社會生活優秀和高尚起來。美好和美妙的好夢並不難做，難的是實現夢想，而不是用夢想來逃避和美飾現實。…

在美國的大眾幸福學中，幫助人們提升幸福的六個方面的“如何”建議是：如何無須害怕地按自己的意願生活、如何立刻就取得成效、如何去除生活中的煩惱和恐懼、如何在生活的所有領域中都能建立好的關係、如何以平靜的心態生活，以及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感（happiness）是一個主客觀結合的生存整體狀態評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在他的積極心理學中提出一個幸福公式：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大眾幸福學的前五方面都可以說是包含在“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中了，有效的心理訓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先天遺傳素質”的不足，是追求幸福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努力去實現的。只有自由關係到幸福的“後天環境”，需要放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和實現。從社會學和經濟學來說， 這個大的環境是“福祉”（well-being），而從倫理學或哲學來說，就是“好生活”（good…

不久前，一張北京某中學學生校園內拜高考狀元的照片引發很多人關注。圖片中，一個穿著校服的男孩子在兩個人像牌前鞠躬，敬禮。這兩個人像牌上的是高考狀元。中學生向兩位高考狀元偶像祈求，無非是想分享他們高考的好運。這令人想起2010年10月31日，廣州市一位常務副市長到城隍廟內拜海瑞，拜求“保佑建設系統沒有腐敗分子”。如今，中國各地的廟宇、道場香火鼎盛，許多人未必是真正的佛道信眾，但卻逢廟必拜，拜的都是偶像。不久前更有一個偉大偶像真實存在的轟動性科學證明，說山西省吉縣人祖山媧皇宮女媧塑像下所發現人骨，經北京大學C14同位素測定，人骨的年代距今約6200年前，搭配明代書墨題記，被專家們認定可能是傳說中史前三皇時代的女媧遺骨。…

最近，在討論文化體制改革問題中，有人提出要“實現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同發展”。其實，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所包含的“文化”並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文化事業必須以教化和教育為其使命，而成為產業的文化，則以賺錢為目的。顏淵向孔子問“為邦”之道，孔子答道∶“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音樂不只是為了悅耳動聽，不只是一種娛樂形式，而且應該有令人心靈高尚的教化作用。因此，“鄭聲”可以成為一種文化產業，而只有“韶舞”才能成為一種文化事業。…

罪是情感和認知的扭曲，是悖逆、不信任上帝、不相信“天”、驕傲和嫉妒，它對情感和認知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在情感方面，我們的喜好已歪曲了，只愛自己、只愛權力和金錢，不愛上帝、不愛公義、不愛超越的普世心靈價值。在認知方面，罪雖然不影響我們關於大自然和世界的知識，但破壞了我們關於自己、其他人和關於上帝的知識。尤其是，罪損害了神聖感應，它在我們心裏引發了一個阻力，影響著神聖感應的衍生，把它窒息了。因此，如普蘭丁格所說，“我們本來是認識上帝的，知道他那奇妙的美麗、榮耀和可愛，但現在這些都嚴重地失卻了。”也正如加爾文所說：“來自人類自然本性的禮物已受損，那超自然的禮物則被取去了。”…

在網易上看到四川省綿陽市南山的一個寺廟——紅恩寺的一些照片*。這個小廟除了供奉著一般廟裏常見的菩薩外，還供著紅色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塑像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紅恩寺的楹聯是“打天下， 坐天下，人人都很擁護他；打江山，坐江山，全國人民都喜歡。”門楣上的橫批是：“真龍天子天下為公毛主席萬歲”。同“文革”中人人佩戴領袖頭像徽章，或者現在有的出租車上掛毛澤東像一樣，紅恩寺裏進行的是一種崇拜行為。這樣的崇拜行為是不是代表著什麽真正的政治信仰呢？…

人文主義的諸多成就之一便是將“人格”的觀念引入了人的言論，它讓我們看到，自由或不自由的言論最終會給人打上不同的人格印記。

自從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經典名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1860)問世以後，人文主義（humanism，簡稱“人文”）便成為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常用的說法。“人文”有不同的側重，有的用它來泛指人的尊嚴，用以區別中世紀以上帝為中心和文藝復興以人為中心。有的用它來指人文學者們（humanists）所傳授的課目，也就是“人文學科”（studia humanitatis）——歷史、倫理、詩歌和修辭。這四門課是西塞羅和其他羅馬學者認為特別“人文”（humane）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者延續了這一看法。他們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全在於人有言論，並能區分是非。…

2月10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晚間新聞報道了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口述史研究者所面臨的一次法律和道德危機：是否要向聯邦檢察官交出他們手中的一些口述史材料。這件事其實在去年5月間就已經有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當時美國聯邦檢察官就曾要求波士頓學院交出兩名研究人員在北愛爾蘭收集到的口述史材料，看來這件事一直到今天尚未解決。

這些材料是在1990年代末，由兩位口述史采訪員在北愛爾蘭收集的。接受口述采訪的是1970年代北愛爾蘭武力沖突中的一些雙方人士，有愛爾蘭共和軍方面的，也有效忠英國的。當時，口述史采訪者向受訪者作出了保密的承諾。…

從歷史上看，可以說，民主的歷程是一個選民被政客“騙”的精明過程。政治人物不斷向選民承諾他們想要的東西，以爭取他們的選票，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無法兌現或充分兌現承諾。政治人物不斷的承諾和幾乎可以預料的拙於兌現，週而覆始地把選民“騙”得成熟起來。

然而，這不等於說選民應該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說，即使有了被“騙”的經驗，在憲政法治和民主選舉制度裏，選民們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對政治人物保持一種謹慎的信任。如果一國人民不能對政治人物保持這樣的信任，整個社會便會陷入徹底的犬儒主義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棄了監督政治人物的責任。…

繼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不少人是“狗”和“王八蛋”後，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資刊登侮辱內地人的廣告，把內地人暗喻為“蝗蟲”，甚至還編了“蝗蟲歌”。有評論批評唱“蝗蟲歌”的，說是“與香港開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實，就算在不如香港開放包容的國內，把香港人辱罵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惡劣的“非人化”行為，在道德和倫理上也是不能允許的。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將一些人或一部分人類異化為非人的生物。與單純將人比喻為動植物（如雄鷹、駿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像動機和心理往往是敵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許多戰爭的宣傳動員和心理準備，它把“敵人”想像和描繪成“異類”，在人類等級上低於自己，或者干脆就把他們排除在人類之外。這些戰爭不僅發生在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而且也發生在階級或政黨之間。…

集體記憶是一種有別於“歷史”的社會群體自覺意識，集體記憶總是發生在特定的人群範圍之內，不僅不在無限範圍中被普遍認同，而且還會受到一些群體外力量的抵制或壓制。因此，集體記憶也常常被研究者稱為公共記憶、社會記憶、文化記憶、團體記憶、歷史意識、記憶鬥爭等等。

作為一個抽象的人群，“集體”並不能像個人那樣進行一種可以稱作為“記憶”的認知心理活動。集體不能回想往事，只有具體的個人才能有這樣的思考行為。因此，集體記憶不是由集體來進行的活動，而是個體在集體中的個人活動。參與集體記憶也就是選擇加入一個集體，自我認同為這個集體的一個成員。當一個群體有它自己的集體記憶時，外在於它的其他人可以理解和尊重，但卻不能真正分享這種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