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不少人是“狗”和“王八蛋”後，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資刊登侮辱內地人的廣告，把內地人暗喻為“蝗蟲”，甚至還編了“蝗蟲歌”。有評論批評唱“蝗蟲歌”的，說是“與香港開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實，就算在不如香港開放包容的國內，把香港人辱罵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惡劣的“非人化”行為，在道德和倫理上也是不能允許的。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將一些人或一部分人類異化為非人的生物。與單純將人比喻為動植物（如雄鷹、駿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像動機和心理往往是敵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許多戰爭的宣傳動員和心理準備，它把“敵人”想像和描繪成“異類”，在人類等級上低於自己，或者干脆就把他們排除在人類之外。這些戰爭不僅發生在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而且也發生在階級或政黨之間。

將別人非人化，如果形成一種習慣和思維方式，會對一個國家的社會和人民造成極大的人性傷害，使他們變得殘忍、暴戾、非理性、充滿仇恨、喪失人性。人類學家蒙塔古和麥特森（Ashley Montagu and Floyd Matson）把“非人化”比喻為“啟示錄第五騎士”。聖經的《啟示錄》描繪了末日審判，啟示錄這個詞因此用來指代世界末日，按啟示錄的說法，分別有騎著白、紅、黑、灰四匹馬的騎士，將瘟疫、戰爭、饑荒和死亡帶給接受最終審判的人類，屆時天地萬象失調，日月為之變色，隨後便是世界的毀滅。“非人化”這個第五騎士帶來的便是仇恨，它同樣可能給人類帶來可怕的災難和毀滅。

納粹統治德國的時候，希特勒多次稱猶太人是一種細菌疾病, 稱讚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細菌的發現者）和德國科學家羅伯.科霍(Robert Koch，肺病病菌的發現者)為德國人戰勝猶太人提供了科學的根據。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發現猶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們現在的鬥爭和上個世紀巴斯德和科霍所進行的鬥爭是一樣的。猶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 只有消滅猶太人, 我們才能恢復健康。”“文革”時，非人化語言充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牛鬼蛇神、砸爛狗頭、臭老九、黑五類、引蛇出洞、關牛棚以及割尾巴、翹尾巴、小爬蟲、害人蟲，這樣的語言剝奪了“敵人”的人的屬性，使得仇恨和虐殺成為合理的事情。被虐者因此自覺矮人一等，施虐者也因此全無負疚之感。

與“非人化”截然相反的是對其他生物的“人化”，形成這種想像的動機和心理則往往是愛和憐憫。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的輕》共有7章，每一章都有它的主角人物，而最後一章的主角人物是一條叫“卡列寧”的狗。卡列寧的人化，使昆德拉得以表達一種博愛人道主義和愛的“博大人性”。

愛是一種人類的美德，但只愛自己的同類（為此將他者非人化為異類）並不是真正的愛。有一天，特麗莎獨自坐在那裏，“卡列寧把頭靜靜地擱在特麗莎的膝頭上，她不停地撫摸著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腦子中閃現：對自己的同類好，並不是什麽特殊的功績”。人類把動物看得低人一等，因為動物是受人支配的。只有那些善待動物，不把它們排除在愛之外的人們，才能說是保存了完整的人性，“真正的人類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純凈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無權力的時候它才展現出來。人類真正的道德測試，其基本的測試……包括了對那些受人支配的東西的態度，如動物。在這一方面，人類遭受了根本的潰裂，……以至其他一切裂紋都根源於此”。

當醫生托馬斯看著妻子特麗莎抱著狗兒卡列寧的時候，他的心裏也充滿了這種博大人性的愛，“我看見她坐在樹枝上，撫摸著卡列寧的頭，反覆思索著人類的濱裂。我腦海中又出現了另一幅圖景：尼采離開他在杜林的旅館，看見一個車夫正在鞭打一匹馬。尼采跑上前去，當著車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馬頭放聲大哭起來 ”。

我們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當作異類來敵視和仇恨，還是當作己類來憐憫和愛，真正受到考驗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的人性。《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