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張北京某中學學生校園內拜高考狀元的照片引發很多人關注。圖片中，一個穿著校服的男孩子在兩個人像牌前鞠躬，敬禮。這兩個人像牌上的是高考狀元。中學生向兩位高考狀元偶像祈求，無非是想分享他們高考的好運。這令人想起2010年10月31日，廣州市一位常務副市長到城隍廟內拜海瑞，拜求“保佑建設系統沒有腐敗分子”。如今，中國各地的廟宇、道場香火鼎盛，許多人未必是真正的佛道信眾，但卻逢廟必拜，拜的都是偶像。不久前更有一個偉大偶像真實存在的轟動性科學證明，說山西省吉縣人祖山媧皇宮女媧塑像下所發現人骨，經北京大學C14同位素測定，人骨的年代距今約6200年前，搭配明代書墨題記，被專家們認定可能是傳說中史前三皇時代的女媧遺骨。

在今天的中國，越是普遍地缺乏信仰，越是幾乎所有人都準備相信無論什麼東西，而這種相信則是以種種荒誕不經的拜偶像表現出來。拜偶像的盲目祈求是許多人在遭遇心靈危機時饑不擇食的舉動，神佛仙道或別的人物成為在冥冥中左右他們命運或生活質量的神秘力量。拜偶像與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最重要的一個區別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反對拜偶像。

拜偶像是一種圖騰、薩滿式的實用主義崇拜，而宗教卻要把人引向一個至高、至善、至真、至美的靈魂境界。因此，像基督教這樣的信仰從一開始就禁止偶像，對於信仰者來說，這是一個權威原則的問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任何人都必須遵循並敬重這個禁令，才能把眼光從暫時的現象轉向永恒的意義，用耳朵去傾聽話語的意義，而不是它的聲音。

對於任何真正的信仰來說，重要的是精義，而不是表面的文字，而代替任何文字理解的偶像，那更不過是原始人類的圖騰崇拜殘餘。弗洛伊德把禁止制作偶像看作為文化和理智的進步，把那些有崇拜無信仰的偶像、奉承、虛偽、乞求看成是向著奴役本性的後退。我們從“文革”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太多這樣的例子和教訓。人們供奉偶像，無條件地狂熱崇拜，不僅把一切自由和權利，而且把一切願望、向往，甚至對未來世界的希望都交付給了他。這種狂熱、盲目的崇拜並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完全消失，它在不少地方以新的形式延續，吸引著新的朝拜人群。與“文革”時不同的只是，它從對活人的個人崇拜變成了對死人的偶像崇拜。

今天的偶像崇拜已經很少有純粹政治性質的了。雖然有的地方仍然在建造異常宏偉的領袖塑像，但很大程度上，那是發展旅遊的商業招數，只是在特別需要的時候，它才被用作塗上某種顏色的象征偶像。但是，從“文革”遺留下來的拜偶像心理和習慣卻並沒有從中國人的崇拜行為中消除，只不過是變化成為許多稀奇古怪的樣式罷了。

拜偶像是大眾心理的一個特征，偉大的社會學家韋伯說，“民眾宗教為了取得期望的潛在影響，常常是直接依賴於（拜偶像），因為它傾向於對民眾的要求作出讓步，而民眾在任何地方都是希望魔術和偶像崇拜的。” 拜偶像的大眾心理特征在思想上是惘昧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那些在所有時代都居於統治地位的人們總是利用繪畫和雕塑。他們認為，雕塑在激起他們希望民眾擁有的那種宗教和政治情感方面更加有效。”這樣的雕塑往往佔據公共空間中最顯著的地方，成為高大得令人目光難以躲避的偶像，捕捉他們的注意力。在塑像居高臨下的注視下，魅力變成為魔力，影響變成為魔術，而塑像本身則成為虛假的神靈和拜物的偶象。

即使在並不直接用作權力工具的時候，拜偶像也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當這種行為在社會中變得非常普遍，甚至成為許多人表示信仰的唯一方式時，它顯示了一個民族普遍的心靈危機。拜偶像使得人們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放置到某個神秘而不可測的力量控制之下，崇拜它，服從它。主導這種崇拜和服從的是一種非理性的焦慮。能不能考上大學，會不會出現貪官汙吏，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我們自己是做不了主的。這種非理性的焦慮成全了各種各樣的神仙道長、佛道高人、神醫、命理風水人士，甚至像高考狀元這樣的“成功人士”，使他們居然在一個科學時代的現代社會中擁有不可思議的廣大影響。

拜偶像折射的是一個社會的理智喪失，無論在日常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當人們對自己感到巨大的無力和無助時，他們就不得不幻想非理性的奇跡。然而，這恰恰又會使他們陷入更深的無助與非理性期待之中。如果想要恢復，哪怕的部分地恢復失去的自信和理性，就必須拒絕這些陷阱和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