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一篇《多元時代更需凝聚共識》的文章，提到了利益和觀點有別，如何在中國“求同”的問題。其實，“求同”往往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或暫時妥協。相比之下，“共識”應該是一種在群體內普遍認可和比較持久的“相信”，人們常常稱之為“信仰”或　“信念”。一個群體不能沒有共識，但共識本身卻並不會自動為一個群體帶來高尚、智慧、進步的信仰，更不要說共同的福祉與幸福了。

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有不同的“共識”。在一神教（如基督教）的社會裏，比較容易自然形成相當程度的價值共識，這種宗教曾經滲透到社會和日常生活的每個領域之中。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已經退入“私人”的領域，盡管它對人們的倫理、道德共識仍然在發揮影響。

在出現一神教之前，神話對古代社會的共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歷史學家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在公元前5世紀以前的古希臘，相信宙斯，或雅典娜，或赫斯提，或赫耳墨斯，都可以在群體中形成信仰的共識。這種宗教與後來的體制性宗教是不同的，所形成的共識也是不同的。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孕育的結果，一種無須權力強制便得以實現的共識，一種“用同一種方式的思考”。

那種相同思考方式的共識，它“沒有一個聖職團體，……更沒有教義，沒有信經，……沒有神學。在既沒有書本，也沒有教會的宗教中，這一切都不存在，因此，在這樣的共識中，“‘相信’不是與實踐分離的，宗教沒有跟社會關係和社會實踐的整體分離”。

相同思考方式的共識與理性說理形成的話語共識是不同的。話語共識是一種宗教之外的政治性共識，它的形成和變化機制是“說理”，它的條件是獨立、自由、理性的思考個體。自由、理性公共生活及其共識便是有這樣的個體形成的。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哲學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種以理性為核心的共識機制。柏拉圖批判舊的共識培育方式，包括那些他稱為“神話”的，被發明出來教育孩子們的故事和寓言。柏拉圖要向孩子們教授從新的信仰與理性角度來形成的哲學新話語，如韋爾南所說，“在神話故事中，有著某種理性，在詭辯家的話語中，有著另一種理性，而在哲學家的信仰中，又有了一種”。

在這種哲學理性與信仰的共識機制中，哲學家不只是一個智慧的個體，“哲學家（智慧之友）扮演一種學校的角色，他有他的學派和被他打上印記的弟子”。老師與學生之間的對話、爭辯、辯論是一種不再以詭辯的那種“戰勝”和“拉到我這一邊”為說服目的的爭論。

哲學與詭辯說服的區別在於，“在哲學家眼中，詭辯的說服的目的在於戰勝對手，把他束縛在一種奸詐的辯證法的聯系中，使他啞口無語，乖乖交出武器。跟學生的對話正好相反：他閉口不是因為說服（peitho），而是因為信任（pistis）。這個詞，後來說的是信仰，指的是信任；老師並不試圖戰勝，也不想讓人閉嘴”。

這種話語是為了建立一種可以稱作為“真理”的共識，“他在提問與回答的遊戲中，在一種生動的話語中試圖做的，按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所說，是人他自己的話語誕生在他弟子的口中。不是一個個體在一種矛盾的爭辯中的勝利，單方面的勝利，而是真理的勝利”。共識與真理、真實的聯系便是從這裏來的，而惟有真理和真實才是普遍的，永恒持久的。這雖然未必總能在現實中實現，但卻是一個值得堅持，也值得我們有所不疑的信念。

古希臘的哲學說理開啟了後來的啟蒙理性及其公共話語理性。這種公共話語理性與神話的那種說服是對立的。在現代社會裏，起作用的當然不是荷馬史詩或其他神話裏的故事，而是另一種神話，它由政治意識形態所編織，有它的英雄人物、神奇傳說、魔力奇跡、光輝使命、永恒秩序。它成為一種被稱為“信仰”的寓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確實能夠使所有被它洗腦，受它掌控的人們具有相同思考方式。

公共話語理性與哲學家輕視的那種詭辯的關係則要複雜一些。這是因為，詭辯與修辭學有關，而在公共生活中修辭學又確實可以發揮的造就共識的作用。話語的公共層面，在政治意義上的那個層面，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修辭的程序，公共集會上的辯論、法庭上的審議，以解決過去並不同意公共程序來解決的事情，如私下的報復和仇殺。由於修辭說理，城邦建立起一些共識必須的機制，把司法掌握在手，建立起法庭，然選舉出來的法官擔任仲裁；雙方彼此爭執，但都必須以理服人。

單純修辭的說理尚無法建立持久的共識，在善於蠱惑民眾的演說家那裏，話語具有一種近乎魔法的力量，詭辯家高爾吉亞(Gorgias)以炫耀口才著稱，他身穿鮮紅的衣袍，雄辯滔滔，可以幾乎隨心所欲地左右聽眾的情緒和意向。希特勒也有這個才能，這種蠱惑所形成的共識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把整個國家帶向可怕的集體災難。

在現代社會裏，形成共識的不是神話，也不是詭辯，而是基於自由、理性個人的公共話語。話語對於建立共識的作用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大多數的公民具有什麽樣的話語能力——如何傾聽和分辨別人的說理，自己如何說理，如何盡可能地用真實、真相的要求來衡量所說的是不是真的有理。只有真實的公共話語才有助於形成具有普遍真理價值的共識，而只有在自由、平等、寬容、民主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才有可能存在這樣的真實公共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