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雄事跡是真是假似乎成了網絡上的熱點。例如，邱少雲為了不暴露軍事機密，身上著了火，到死一動不動、一聲不吭。有人信，有人不信。這並不奇怪。一般人聽了邱少雲的故事，一定會受到震撼。他們會用自己的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來設身處地地想象當時的可怕情境。懷疑邱少雲的是一些對自己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沒有把握的人；而堅信邱少雲的則大概是另外兩種人：一種是親眼所見，雖然自己做不到，但因為見證了邱少雲的行為，不能不相信。另一種是自以為，要是他自己，一準也能做得到。

要說服懷疑者相信邱少雲確實是特別能忍受肉體痛苦的英雄，最好的證據是親眼所見——我當時就在場，事情是我親眼所見。但是，即便如此，也還是應該允許懷疑者就目擊證據提出疑問（在說理中，這叫rebuttal），例如，有人會問，是不是在邱少雲被活活燒死之前，已經因為燃燒彈的毒氣昏厥或死亡？

不僅是邱少雲，關於黃繼光也有類似的疑問和事實證明問題。在心平氣和的討論中，提出疑問和提供證據都是為了探求真實，發怒不利於這種以求實為目標的討論。這從“怒斥者”的辯論方式就可以看出來。

有一篇《女主持人質疑“黃繼光是假的” 少將當場怒斥》的報道，我們就叫他“來賓”吧。當被問到"如何評論黃繼光是假的"時，來賓勃然大怒，他說：“節目不做了，不跟你們電視台玩了。我以個人名義封殺你這個電視台。但是你也別走，把你台長叫上來，咱們三個人坐下來PK一下，有本事你錄像，有本事你播出去。"

主持人提問，是因為網上確實有人對黃繼光的事跡提出疑問，這本來正好為來賓提供了一個澄清疑問，還黃繼光英名的好機會。來賓應該把握這個機會，心平氣和地用說理的方式證明黃繼光是真的。這不是好事一樁嗎？為什麽要“封殺”或PK呢？為證明黃繼光是真的，來賓說了三條理由。也許因為他太生氣，三條理由都沒能說好。

第一，“43年前我還是少年的時候，第一次穿上軍裝，他是我的軍中前輩。就是今天黃繼光連每天早上點名時，喊黃繼光的名字全連喊到”。叫一個人的名字，百來個人一起喊到，這只能證明大夥都知道黃繼光，並不能證明他們所知道的就是真的黃繼光。第二個理由，“我寫過一本書叫《朝鮮戰爭》，我盡可能多地勘察了朝鮮戰爭的戰場，也更可能詳盡的了解我這位軍中前輩獻身的背景”。寫過一本書，單憑這一點並不能證明書裏寫的就一定真實。作者需要告訴讀者，他書裏哪些內容可以證明自己說的是事實。第三個理由，“為了更好的了解這個前輩，我更多采訪他的上級和下級，走訪了他的故鄉，包括當年從山上背下來那個志願軍女衛生員。”同樣，“采訪”和“走訪”本身不構成證明真實的理由，訪問者需要告訴別人哪些采訪或走訪的內容是真實的，為什麽。

讀到《怒斥》這篇報道，我想起幾年前走紅過一陣的《中國不高興》，這是一本很生氣，說理有諸多弊病的書。我們當然不能把說理的欠缺都歸咎於發怒或不高興，但發怒經常會對說理的冷靜思考、理性邏輯和寬容待人有負面影響，卻也是一個事實。甘地說，“發怒和不寬容是正確理解別人的敵人。”心理學家本濟夫(Aaron Ben-Ze’ev)指出，人發怒是因為覺得被別人不當地冒犯了，這種感覺並不總是有根據的。經常是，別人並沒有惡意（如那位提問的女主持人），而你卻以為別人不懷好意、心懷叵測。討論本來應該對事不對人，一發怒就變成了對人不對事。在辯論中，怒斥經常是一種表現自己正確、有理的表演性行為，表演過頭，反而會暴露出本來無理，偏要強詞奪理，又因奪理不成，所以惱羞成怒。

挪威社會和政治學家瓊·艾爾斯特（JonElster）在《心靈煉金術：理性與情緒》（Alchemie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Emotions）一書中指出。人會因發怒而轉向仇恨，或因仇恨而特易發怒。發怒的時候，我們相信，“因為他們做了壞事，他們一定是壞人”。仇恨的時候，我們相信，“因為他們是壞人，所以他們一定做壞事”。正因為仇恨和發怒是相互轉化的，所以，我們在要求說理避免仇恨的同時，也應該要求說理克制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