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對群眾的民意宣泄總是會保持應有的警惕，因為這種宣泄具有極大的不可預測性，也是極不穩定的，它既是偏執的，又是高尚的；既是專橫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因素，其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共同偉業），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到自己的幸福；其暴力傾向以“道德凈化”為理由，排斥一切異端和不同意見，理直氣壯地展示和誇耀自己的不寬容、狂熱和暴力。

有兩種群眾理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群眾的這種兩面性，一種是強調群眾的盲目激情、愚忠和暴力破壞，另一種強調群眾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在失序中尋找“羊咬狼”的機會。

第一種理論以勒龐（Gustave Le Bon）和弗洛伊德為代表。勒龐筆下的人群的特征是極端衝動、非理性、感情用事、變化無常和經不起挑釁煽動的。他們以直觀形象看待事物，缺乏抽象思維的能力。群眾喜歡儀式化的聚合，情緒一激動就如瘋如狂。“文革”中的遊行、檢閱、忠字舞、早匯報、晚請示等就是這種儀式化的整合。群眾憑直覺行事，野蠻粗暴、喜怒無常。並且此類人群有色厲內荏、欺軟怕硬的本性，這種本性挾裹著每一個人，致使他們一見到稍有不同意見的人，就一擁而上，群起而攻之，勢頭極其迅猛。

弗洛依德是一個受過系統訓練的心理分析學家，他十分讚賞勒龐對“群體心靈極為出色的心理性格素描”。在《群眾心理和本我分析》一書中，弗洛依德始終用 “群眾”(mass)來轉述勒龐所說的“人群”(foule)。他讚同勒龐關於個人在群眾中就會變得野蠻粗魯、殘忍兇暴、輕信易騙的性格分析。弗洛依德對此解釋道：這是因為，個人在變成“群眾人”的時候，就會拋除潛意識本能所受到的壓抑，“(群眾人)那些看上去象是新性格的特征，顯現的其實正是壓抑釋放前的人的下意識，在這一下意識中，人心靈中所有的惡都因受到遏制而只是處在一種(隱性的)傾向狀態。”群眾的血腥暴力、殘害和破壞，前所未有地釋放了久經壓抑的人性惡。

第二種群眾理論以卡耐提(Elias Canetti)的表述最為系統。他的《群眾和權力》代表一種現代群眾理論脫離勒龐和弗洛依德的重要轉折，把對群眾的純負面刻畫轉化為一種對群眾的雙重性和曖昧性的描述。卡耐提所分析的“群眾”可以給個人以同伴的友情認同和集體抗爭的力量，但也可以極端殘忍地排斥、摧殘，甚至毀滅個人。

卡耐提在介紹逆反群眾時，引用朱麗安(Jullien)夫人在法國大革命時寫給她兒子的一句話“親愛的朋友，狼總是吃羊，這一次羊要吃狼了吧?”卡耐提把革命稱作為羊群咬狼。但是，他指出羊在咬狼之前，會先咬兔子。法國大革命其實不是在7月14日發生的，而是在6月10日即已發生，它不是首先發生在巴黎，而是先發生在布列塔尼（Brittany）。五十多個青年人在布列塔尼殺死了四五千隻為貴族打獵而飼養的兔子，以表示平民的憤慨。“在羊群壯膽攻擊狼之前，他們先攻擊兔子。在逆反(群眾)直接攻擊在上者之前，他們把怒氣發泄到可以最輕易找到的獵物身上。”

“文革”中的造反群眾最保險的鬥爭和迫害對象不是當官的，而是根本沒有還手之力的、早已成為人下人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家屬。而在發生愛國運動的時候，也總會出現“羊咬兔子”的現象。暴徒借釣魚島事件砸同胞的日系車、盜搶財物，還有韓德強教授以懲罰漢奸之名，摑一位八旬老者的耳光，且拒不認錯，都是還在我們眼前的例子。

理性的社會需要廣大民眾能夠自覺地從群眾轉化為公民，而這一轉變則必須在公民社會和憲政法治的教育和實踐中實現。不久前的一些非理性群眾表現提醒我們，即使有了“文革”的教訓，這仍然會是一個常期而多有反復的過程。一方面，缺乏公民素養和理智，使得民眾隨時都可能迅速蛻化變質為群眾或暴民。另一方面，群眾的暴民化則又會為向公民社會轉型增加負面變數和障礙。對這種惡性循環，我們應該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和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