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可以說，民主的歷程是一個選民被政客“騙”的精明過程。政治人物不斷向選民承諾他們想要的東西，以爭取他們的選票，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無法兌現或充分兌現承諾。政治人物不斷的承諾和幾乎可以預料的拙於兌現，週而覆始地把選民“騙”得成熟起來。

然而，這不等於說選民應該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說，即使有了被“騙”的經驗，在憲政法治和民主選舉制度裏，選民們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對政治人物保持一種謹慎的信任。如果一國人民不能對政治人物保持這樣的信任，整個社會便會陷入徹底的犬儒主義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棄了監督政治人物的責任。

公民政治的成熟同時表現為對政治人物和大眾犬儒主義的雙重警惕，美國選民如何看待“被騙”的經驗便是一個例子。在一般美國選民看來，政治家拙於兌現承諾，尤其說是“欺騙”（deception），不如說是“偽善”（hypocrisy）。這是因為，說一個人欺騙你，你必須證明他從一開始就有行騙的意向和動機，而在能確證這一點之前，你不能指摘他是欺騙。這和法律審判的無罪推定是同一個道理。

“偽善”與“欺騙”不同，它不是一種道德指責，而更是一個事實陳述。一個人說的與做的不一樣，這是可以用事實來證明的。如果說“欺騙”是一種不可寬恕的罪惡，那麽“偽善”則是一種尚可體諒的過失。許多美國人甚至把偽善看作政治家的一種不無公共效益的過失。美國人怎麽這麽能容忍政客的“偽善”呢？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教授雷奇（Robert Reich）在《偽善讚》（In Praise of Hypocrisy）中給出了一個解答。他寫道：“2000年總統選舉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最偽善的一次大選。但這沒有什麽。提倡進步理想的偽善不是一樁罪惡，它可以成為改革的先導。”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大談教育，而他自己的得克薩斯州的教育卻幾乎是美國最差的。他大談公正社會，但卻給在1990年代財產快速積聚的富人減稅。他在演說時讓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士為他站台，但實際上卻是反對平權法案的。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大談選舉資金改革，但他自己的競選班子卻在鑽選舉法規的漏洞；他說自己站在無權者一邊，但並不堅持在全球貿易協定中保障勞工的利益。雷奇說，布什和戈爾確實偽善，但那又怎麽樣呢？就讓他們主張關愛、教育、公正、同情弱者好了，他們“顯然知道這些是選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好！這就是進步。”

政治家們在競選時提出順應民意的主張、訴求和承諾，是為了爭取選票，也成為他們與政治對手的攻防戰。這是民主制度中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制衡作用所致。政治學家菲奧裏那（Morris P. Fiorina）等人在《美國新民主》一書中寫道：“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以爭取選票為目的來形成提議，……如果他們當選後能夠兌現承諾，就會讓對手沒有挑戰的機會；如果不能夠兌現承諾，則會給對手提供攻擊的彈藥。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公眾輿論、媒體和頻繁的選舉壓力，這些便是現代美國政治壓力的基本元素。”

美國是全世界民主選舉最為頻繁的國家，因此也是對政治人物快速兌現承諾壓力最大的國家。有的國家裏，執政者承諾改革，10餘年一無所成，而照樣無須承擔責任，因為他們既無來自選民的壓力，也無來自政治對手的挑戰。在美國，200多年的民主發展趨勢是兌現承諾壓力不斷增加，因為人民越來越直接參與各種選舉，而選舉則越來越頻繁，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尤其如此。

美國的選舉次數和由選舉產生的官員人數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由選舉產生的官員人數達五十萬，也就是每500個美國人就有一個民選官員。美國的全國選舉是每兩年一次（當然選舉的職位並不相同），選舉產生總統和副總統，100位參議員和435位眾議員，一共不到550位，受人矚目，但只不過是選舉的冰山一角。

美國各州有自己的選舉，產生州長、副州長、州議會成員、財務主管、檢察長、財務督察等等。地方選舉則選出市長、市議會成員等等。有超過3000個縣要選出治安長官、財務主管、縣議政會成員，全國16000個學區的委員會成員，有百分之九十是由選舉產生。即便是獨立於政治的司法制度也受選舉的影響，美國50個州中，有37個州的部分法官是由選舉產生的，全美國有超過1000名州法官和大約15000名市、縣法官或其他法庭人員是由選舉產生的。如果選民不滿意當選官員的作為，他們可以舉行“罷免選舉”（recall election），在他們任期之內就將他們罷免。

美國確實有不相信選舉能夠帶來改變的選民，他們對任何政治人物都不信任，認為當官的沒好人，天下烏鴉一般黑，所以投不投票都一樣。但是，絕大多數的選民並不讚同這種政治犬儒主義。他們並不天真，不會政客說什麽就相信什麽。對政客的承諾，他們抱著合理、謹慎的懷疑，但並不先入為主地認定候選人肯定是在行騙，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打算兌現，也不會認真兌現。

只有在民主制度中，選民才能相對比較寬容的看待政治人物可能的偽善，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選民知道，既然是自由的選舉，他們自己就必須對選舉結果負責，如果選出的是一個偽善的官員，那麽他的偽善就是選民為自由選擇付出的代價。第二，他們並不太計較不理想的選舉結果，因為不久後又會再次有選舉的機會。他們對那些想要得到選票的政治人物不事先懷疑，是因為事後可以跟他們結帳。政治人物也清楚這一點，所以說了的話，一般會努力去兌現。這種情況與在專制制度下正好相反，專制制度的弊病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政治人物不用為自己的承諾負責，他們說一套做一套，老百姓對他們無可奈何。另一方面，民眾不信任他們，即使在他們釋放出政治改革信息的時候，也不會相信他們的誠意。民主政治比較能夠有效維護整個社會的信任機制和官民溝通，與自由的公民選舉能夠定期篩除特別偽善的政治人物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