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公民政治和公民自理來說，說理是必不可少的；對於民主政治的公開和公平競爭來說，同樣如此。這二者構成了公民說理的主要內容。在公民說理課上，有的教科書會從公民說理不是什麽開始，告訴學生公民說理是什麽。

例如，一本叫Writing Arguments的說理寫作教科書一開始就告訴學生，“說理不是戰鬥或爭吵”，動火和不冷靜不僅會令人偏離理性思考，還會使人感覺不到公民說理的樂趣，那就是，“在一個更高的探索和思考層次上與你尊敬的人進行有創意的交談”。學生們還需要知道，“說理不是非此即彼的辯論”，美國的總統侯選人辯論是一種相互攻擊的非此即彼辯論，不應該成為學習的唯一楷模，“這種辯論的弱點是，它把辯論變成了一種旨在取勝的遊戲，而不是共同探索的過程”。

說理的目的是共同探索，因此，說理成為一種公民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方式。對於提高公民自理能力和素質來說，沒有什麽比學習說理和交談更有效的了。

公民說理和交談的訓練場所是課堂。老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對話、爭辯、交談，不是一種以戰勝或折服他人為說服目的的爭論。早在古希臘的哲學家那裏，這就已經形成了老師和學生的對話方式，這是哲學家與詭辯家的不同所在。文化歷史學家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說，“在哲學家眼中，詭辯的說服目的在於戰勝對手，把他束縛在一種奸詐的辯證法的聯系中，使他啞口無語，乖乖交出武器”。老師與學生的對話正好相反，學生接受老師的看法，往往“不是因為說服（peitho），而是因為信任（pistis）”。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這也是公民有效對話的基本條件和特征。

公民對話不是為了戰勝對方，更不是為了逼迫對方閉嘴，它是提問與回答的互動，它的創意在於，“按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所說，是讓他自己的話語，讓一種真理的話語誕生在他弟子的口中。不是通過武器，把他說服的勝利強加於人，而是通過一種充滿信任的爭論，使真理獲勝；不是一個個體在一種矛盾的爭辯中的勝利，單方面的勝利，而是真理的勝利”。

讓自己要說的話誕生在別人口中，這種以公民同伴為交談對象，以共同探索為目的的說理，最有代表性的體現之一就是公民結社。公民們通過相互的理性交流而不是暴力強迫來結社。在結社與結社的相互競爭中，則需要用說服來爭取對方的人員。哈貝馬斯在他的公共話語倫理中指出，越是有意願參加公共事務討論的人們，就越是會積極參加自由結社。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美國人善於結社， “美國政治社團的宗旨是溫和的，而其手段則是合法的。由於它們只想依靠法律取勝，所以一般都講真話”。 美國這種說理的公民政治特點使得美國的社團與歐洲富有“戰鬥”性的社團有明顯的不同。歐洲的政黨結社，“它並不想進行說服，而只想進行戰鬥”。而在美國，政黨結社的手法則在於用說服去“爭取”或“拉攏”。

公民說理大大降低了整個社會的暴力趨勢，而這又是以民主的公民普選制度為條件的。對此托克維爾寫道，“在美國，促使政治結社暴力趨於緩和的最強有力因素，也許是普選權。在實行普選的國家，多數從來都是容易辯別的，因為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冒充沒有選舉它的選民的代表。因此，各個社團都知道，而且人民大眾也知道，那樣的黨並不代表多數。這也是它們的存在本身所決定的，因為如果它們真是代表多數，它們本身就能修改法律而不必企求改革法律了。”沒有什麽時候比在普選時更需要用說理和說服來爭取和拉攏民眾了。

不管政治人物的目的是說服還是拉攏，他們必須用言語來爭取民眾，這使得民眾獲得了一種非常寶貴的力量，那就是公民們人多勢眾的力量。有人看不起民眾的這種力量，把它看成是非理性的，這種看法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能爭取到“人多”，是因為說的道理比較有說服力，能夠形成“勢眾”，是因為所說的道理成功地引導了被說服的人，並使他們一起加入了共同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