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個人來說，只有明智的公民才會有理性清明的夢想。如果大多數國民沒有受到過相當程度的政治啟蒙，不能成為明智的公民，他們的夢想很可能是被誤導、蒙騙或愚弄的幻想。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需要探究的不是哪一種夢更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衝動，而是哪一種夢更適合人民的現實需要，更能使社會生活優秀和高尚起來。美好和美妙的好夢並不難做，難的是實現夢想，而不是用夢想來逃避和美飾現實。

一個國家的夢想是它具有前瞻性的自我期待，這是一種政治倫理意義上的“好生活”和“好社會”想像。夢想所期待實現的不僅是未來，而且是好的未來。在一個國家裏，具有這種想像的意願、能力和行動的人，自然而然成為其他人的教育者和領導者。然而，問題是，誰是這種政治想像的主體呢？由誰來擔任想像者呢？想像的目標是否具有實現的條件呢？怎麽才能確保想像者不是在自欺欺人，或者存心讓別人上當受騙？

古典共和的理念是，應該由最有德性，最優秀的人來擔任城邦的領導者，為人們想像和規範好的生活。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精英”領導。精英是由精英認可和挑選出來的，因此，古典共和只能是貴族寡頭的政體。古典共和並不需要為少數人的寡頭統治而感到憂慮，因為領導者都是以共同體利益為首要考量的優秀人士，至少按照當時的理念應該如此。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描繪的，他們只擁有很少私人財產，他們在選拔下屬或後繼者時，也是平等地對具有相似才能者一視同仁，毫無私心地在公正的考試和競爭中選出最佳人選，一步一步地將他們培養成政治棟梁。但是，這樣的政治理想從來沒有真的能實現。因此，現代民主共和摒棄了這種理念，而是認為，如果真想要實現不壞的未來，那就不能撞大運似的盼望僥幸降臨什麽聖賢，而是必須依靠切實可行的政治制度。

國家面臨重大轉折或危機之時，往往是夢想特別活躍之日。然而，社會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利益集團總是會有不同的夢想。夢想不僅僅涉及理念，而且關乎實際利益，而理念與利益的內來關聯則往往被現有的制度假象所掩蓋。因此，如果大多數國民沒有受到過相當程度的政治啟蒙，不能成為“明智的公民”，他們的夢想很可能是被誤導、蒙騙或愚弄的幻想。大躍進時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文革”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不久前的“五個重慶”“新目標”都是現實的例子。

實現國家夢想要依靠人民的啟蒙還是制度建設，這一直就是多有爭議的問題。辛亥革命前中國社會醞釀著變革的風潮，各種夢想應運而生，夢想之間的爭論也就成為政治分歧的焦點。改良派認為中國國民有嚴重的奴隸性，不能實行共和，只能走立憲的道路，甚至連立憲的資格都沒有，只能行開明專制。他們認為教育是改變國人奴隸性的根本途徑，只有經過較長的啟蒙教育，國人才懂得怎樣當國家的主人。

革命派不否定教育和啟蒙對改造國民性的作用，但認為通過革命則可以對國人奴隸性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陳天華在《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中寫道：“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國人覺悟程度的低下完全是獨夫民賊長期壓迫和愚弄的結果，不去其蔽就不能覆其明，不拔其塞就不能還其聰。革命派為了論證革命的合理性和共和的可行性，在論戰中也變換其態度，認為國民性並不那麽低劣。陳天華說：“吾民之聰與明，天所賦與也，於各民族中不見其多遜；且當鴻昧初起，文明未開之際，吾民族已能嶄露頭角，能之偉大，不亦可想？”

雖然革命派主張“吾民天生聰明”，但還是把改造政體當作實現他們政治夢想的基本目標，因為好的政體才是“吾民聰明”真正可靠的保障。是政體造就國民，還是國民造就政體，看似雞生蛋，蛋生雞，其實不然，政體主導論認為，不能等有了共和國民才進行政改，這就像一個課堂，不能等全體學生安靜下來才上課。上課打鈴就起著“靜下來”的作用，政體的國民教育作用一定發生在政體建立了之後。然而，國民素質越接近一個政體的要求，爭取它的實現，也就相對越容易。

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讚揚的就是他在美國看到的這種國民素質與民主共和政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動關係。相反，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特別強調的則是大革命沒能改變法國人依賴中央集權的臣民心態和缺乏人的自由意識。托克維爾著眼的是一種更為廣義的制度：不只是政府的權力分配和官僚體制，而且是讓公民能在社會中起作用的“中間團體”（intermediary bodies）。他敏銳地指出，造就暴政(tyranny)的不僅是專制獨裁的統治者，而且是丟棄了自由、不能擺脫奴性的國民。他們自顧自地委曲求全、遷就現實，既無意願也無能力相互合作形成能與國家權力抗衡的“中間團體”。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對國民的民主教育和啟蒙是國家政府體制所無法替代的，中國的未來需要這樣的公民社會。營造能對廣大民眾進行民主教育和啟蒙的公民社會，這本身就應該成為我們對未來的一個夢想和期待。

在托克維爾寫下《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的時候，大革命已經發生了六七十年，但他所看到的法國人與舊制度下的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在舊制度下，像今天一樣，法國沒有一個城市、鄉鎮、村莊、小村、濟貧院、工場、修道院、學院能在各自的事務中擁有獨立意志，能夠照自己意願處置自己的財產。當時，就像今天一樣，政府把全體法國人置於管理監督之下；如果說‘蠻橫‘這個字眼當時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了”。搬開大革命留下的殘渣碎片，就依然會發現一個龐大的中央政權，它將從前分散在職業群體、家庭、個人、教會等等中的一切零散權力和影響，“全部吸引過來，吞沒在它的統一體中”，它的專制甚至比舊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就實現18世紀啟蒙主義的民主共和夢想而言，法國落在了美國的後頭，這似乎是一個歷史的差錯，因為美國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受到了法國啟蒙主義者的思想影響。托克維爾對此寫道，“人們常將我們的革命歸因於美國革命：的確，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美國對法國革命的影響，其實並不及當時法國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家還只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並不陌生，只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了。在歐洲，美國革命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僅僅只有作為願望和期待的民主夢想是不夠的，重要的還是民主政治的實踐，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民主的想像“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內容”，但實現這一夢想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夢想之外的現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