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是情感和認知的扭曲，是悖逆、不信任上帝、不相信“天”、驕傲和嫉妒，它對情感和認知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在情感方面，我們的喜好已歪曲了，只愛自己、只愛權力和金錢，不愛上帝、不愛公義、不愛超越的普世心靈價值。在認知方面，罪雖然不影響我們關於大自然和世界的知識，但破壞了我們關於自己、其他人和關於上帝的知識。尤其是，罪損害了神聖感應，它在我們心裏引發了一個阻力，影響著神聖感應的衍生，把它窒息了。因此，如普蘭丁格所說，“我們本來是認識上帝的，知道他那奇妙的美麗、榮耀和可愛，但現在這些都嚴重地失卻了。”也正如加爾文所說：“來自人類自然本性的禮物已受損，那超自然的禮物則被取去了。”

因此，“無神”和“無天”，懷疑“神”和“天”在人類生活中的精神、價值、倫理指引，否認“神”和“天”與人類的正義、公正、公義認知的關係，都是罪的後果，它們產生於我們相關認知官能的扭曲、失常（就如同失聰、失憶），沒有合理性。在普蘭丁格的基督教神學中，人類無法從罪中拯救自己，我們必須依靠上帝的救恩（不能指望只靠“制度”和“教育”的力量來拯救人類）。上帝藉聖子耶穌基督的生命，代贖受難和死裏復生拯救我們於墮落之中，讓我們得以離開罪惡，與他復和。這個補救過程，從認知方面講，需要一個途徑，這是一個三重的認知過程：第一是閱讀聖經，聖經有上帝特別默示，上帝是它背後的作者，它的中心主題是福音。第二是接受聖靈，上帝差遣了聖靈，這是基督受難和復活前所應許賜下的，聖靈在內心裏邀請我們接受基督教信念。第三才是信仰，信仰不只有認知意義，因為“它更修補那沈溺罪海的放蕩的意志”，但信仰也是由認知過程建立起來的。認知在基督教信仰中的作用使得它成為一種包含理性的宗教信仰。

在神學之外，“天”可以成為對神的自然法表述，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下篇》第14章中，把“上天”當作為一種最後的裁判權威，存在於人類關於正義、公正、公義的認知之中。人民的權利如果享有法律的保護，本無需求助於上天，只是在“集體或任何個人被剝奪了權利，或處在不根據權利而行使的權力的支配之下，而在人世間又無處告訴時，……那就有權訴諸上天。”上天的權威先於並高於一切人為的實在法，“假如執行機關或立法機關在掌握權力後，企圖或實行奴役人民或摧殘人民，在立法機關和人民之間也不可能有裁判者。 在這種場合，就像在世界上沒有裁判者的其他一切場合一樣，人民沒有別的補救辦法，只有訴諸上天”。人類用“上天”的認知“為自己保留屬於一切人類的最後決定權：決定是否有正當理由可以訴諸上天。 這種決定權他們是不會放棄的，因為屈身服從另一個人使其有毀滅自己的權利，是超越出人類的權力以外的，並且上帝和自然也從來不許可一個人自暴自棄，以至對自身的保護也忽視了”。洛克所說的“上天”是人類由於理性而獲得的一種認知，這種理性終於使人類認識到他們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不至於在強權面前成為俯首貼耳的臣民。一個群體中的人們如果集體丟棄或放棄了“上天”的意識，那就陷入了一種徹底的，無以自救的道德墮落之中。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它自己的“墮落”的故事，拜偶像無信仰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但不是一個基督教的故事。公元前8世紀的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Hesiod）就曾描述過一個從“黃金時代”到“黑鐵時代”的倒退歷程，黃金時代的人“內心無憂無慮，沒有痛苦和憂愁”，黃金時代並沒有延續下去，隨之而來的是“一個遠不如第一代種族優秀的”白銀種族。這些人步入青春期後，只生活了很短一段時間就向愚昧無知屈服了，“他們既不能抑制互相敵對的魯莽暴力，又不願意崇拜神靈”。憤怒的宙斯埋葬了他們，並造了第三代青銅種族，這個種族後來也變得很暴力了。宙斯又創造了第四代種族，然後創造了第五代黑鐵種族，它包括了赫西俄德本人生活的那個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們“在痛苦和折磨中蹉跎歲月，無論白天或黑夜都無法得到安寧”。這是充滿苦難和忘恩負義的時代，“主客之間不能相待以禮，朋友之間、兄弟之間也將不能如以前那樣親密友善”。胡作非為、無法無天的壞人“互相掠奪各自的城市”。做壞事者總是獲勝，“強力就是正義，廉恥心已經消失”。（拉塞爾·雅各比《不完美的圖像》，第54頁）

這多麽像我們自己時代正在發生的墮落故事。我們整個民族從“有天”蛻化為“無天”，甚至無需五代，一二代人的時間即已完成。我們非但沒有從對活人的個人崇拜中汲取教訓，反而更轉而去對死人偶像崇拜，崇拜成為我們的心理習慣，信仰離我們遙不可及。我們拜偶像而無信仰，拜偶像只是希望那些做壞事總是獲勝的惡人不要傷害到我們自己，而無信仰則又使得我們在惡人面前如此奴性、懦弱，無助。沒有了信仰的感召和支撐，我們對抵抗的普世價值充滿了懷疑，更可怕的是，我們喪失了個人和集體抗爭所需要的精神意志，自行關閉了自由心靈通往更好世界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