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上讀到一篇《在懷疑的時代更需要信仰》的講稿，是作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畢業典禮上的致辭。其中有幾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文學理論無法識別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獻擋不住地溝油的泛濫。當利益成為唯一的價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當成交易的籌碼，我很擔心，‘懷疑’會不會成為我們時代否定一切、解構一切的‘粉碎機’？我們會不會因為心灰意冷而隨波逐流？”

我很同意作者對當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是放在一起說，可能給人這樣的印象：有了某種“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現在有不少人懷念“文革”時期，往往也是基於這樣一種對信仰的理解。他們認為“文革”是一個中國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們在那個時代具有堅定的信仰。現在我們知道，那時候的信仰是建立在“階級鬥爭”、“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某某主義的明天”一類的神話上的。有鑒於這樣的歷史教訓，今天重提信仰的時侯，似乎應該問一下，我們這個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

建立在神話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區別的。今天許多人的懷疑心態並不是簡單地突然放棄了信仰，而是因為，在舊神話已經破滅，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時候，懷疑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必要的，盡管會令人困惑和痛苦的過渡。

古希臘在公元前5世紀出現哲學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經有了。神話故事展現了各個神的奇特故事和他們對人類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響，正如文化歷史家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所說，神話“構成了信仰的‘日課經’”。像所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樣，神話對最早的古希臘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話故事“同樣也是這一群人集體知識的百科全書，……教育培養(paideia)需要背誦並參透具有某種經文價值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所謂的宗教——眾神明、眾英雄，對崇拜的描寫、對殷勤好客、對正義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懲罰的人——都跟別的東西一起被學習。”

然而，信仰的意義並不只在於它是信仰，而且還在於它是一種怎樣的信仰。今天，絕大多數人不再盲目地接受來自傳統或宗教、政治教義的信仰，而是用理性來思考和判斷信仰的內容和合理性，這種神話與理性的區分最早來自古希臘哲學。由於古希臘哲學，理性本身“第一次從神話脫離出來，宛如盲人雙目中的鱗片剝落一樣。這不止是認知態度和心態的轉變，它還包含一種決定性的意義，那就是精神的發現。”在歷史的發展中，理性變得更加重要，人們對理性的認識也變得更為全面和深入。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