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並不可能掩蓋民眾不安的情緒。一個社會只要存在著精英公共領域與平民公共領域的相對區分，平民或民眾的情緒總會在歷史的某個關頭宣泄出來。不過，勒龐對於群體的非理性並沒有感到多少悲觀。在他看來，群體不受理性引導這件事，我們不必過於遺憾。在他看來，“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在這方面，人類的理性反倒沒有多大用處，它既不能帶來音樂，也不能帶來美術。這樣看來，作為推進人類文明的力量，這些幻覺無疑是必要的”。與我們的理解相反，勒龐認為，民眾的非理性才是歷史前進的最深層動因。我們知道，即使是理性主義者的康德，對於人類歷史的進步，也並非是從理性的意義上來看待。在康德看來，人有一種使自己社會化的傾向，而正是“由於虛榮心、權力欲或貪婪心的驅使而要在他的同胞們……中間為自己爭得一席地位。於是就出現了由野蠻進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換言之，正是人類的自私欲或情感才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深層動因。勒龐列舉人類的歷史經驗：如果不是猶太民族的堅信，耶穌不可能由一個木工之子變成持續兩千多年的全能的神，而西方最重要的文明正是以他為基礎。如果不是阿拉伯民族具有那種無與倫比的虔誠，穆罕默德所創立的伊斯蘭教，不可能征服希臘羅馬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建立比馬其頓王國領土還大的國家。如果不是法蘭西民族對民主、自由與平等的狂信，一個炮兵中尉出身的拿破侖，怎可在等級森嚴的制度下，征服整個民族和整個歐洲？勒龐說：“我們終於知道了，盡管理性永遠存在，但文明的動力仍然是各種感情，就像尊嚴、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愛國主義以及對榮譽的愛這些東西。”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才能使得平民的情緒有著合理宣泄的管道，從而避免歷史的災難？

我們不可否認非理性的情感、情緒以及利益欲望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用，但是，我們更不可否認理性的作用。沒有理性，沒有理性的指引，人類可能永遠在漫漫長夜中爬行。然而，正如柏拉圖所認識到的，理性與非理性（欲望與情感）都是人的靈魂所要侍候的兩個主人，而一仆二主對於人來說是何等之難，這是因為，這兩個主人是正相反對的，一個向左，另一個向右；若一個向前，另一個則向後！柏拉圖認為，只有理性能夠支配或控制非理性，人的靈魂才能內在平靜與和諧。如果非理性占據了主導地位，整個人的靈魂不可能和諧與平靜。如果人類社會始終處於非理性的支配之中，那麽，沒有和平、和諧與安寧。但我認同亞里士多德對理性與非理性關系的看法，即，理性與非理性並非應當處於一種敵對關系中，理性應當能夠協調非理性，並且，在理性的指引下，非理性能夠得到合理形式的表現。

其次，現代性社會中的精英公共領域與平民公共領域的分離，以及以平民公共領域為載體的民粹主義對抗精英主義，在沒有引發表現的時候，類似於當代社會表面繁榮興盛下面湧動的深刻暗流。“隨著平民意識的覺醒，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裂痕的加大，平民大眾不再將自身的權利訴求於精英與政客，並開始走向政治前臺。”平民公共領域成為民眾情緒表達或宣泄的出口，民眾的崛起已經成為現代性社會的重要政治現象。縱觀法國大革命以來200多年的人類政治歷史，政治舞臺圖景的中心部分都是風起雲湧的民眾運動。從大眾心理學和政治史的角度看，是無名氏民眾情緒的爆發以及政治家的引導在推動歷史。2016年的美國選舉為當代民粹主義的表現提供了絕好的舞臺。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平民公共領域出現前所未有的實質性的發展，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結構真正有了實質性的轉型。這一改變為當代政治學帶來了新的課題。民眾的價值訴求和民眾的情緒是民粹主義的特色所在，然而，歷史不應為民粹主義的非理性所牽行，但精英主義對民眾價值訴求的漠視必然帶來歷史的懲罰則是應當引以為戒的。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原標題為《後真相時代與民粹主義問題——兼與吳曉明先生唱和》）（愛思想網站2017-10-25）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