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行業興起相伴隨的是輿情分析師的職業培訓與認證。在網絡上查到2014年曾經出現過一個” 全國網絡輿情技能水平考試項目管理中心” , 該機構隸屬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網絡輿情研究中心。其微博認證為北京優安創新技術有限公司。但是在2014年4月” 首期網絡輿情高級分析師培訓班圓滿結束” 的消息發布之後, 便再無更新, 個中原因應該可以理解。目前, 輿情分析師尚無官方認可的統一認證。按照” 人民網輿情” 頻道2017年6月26日公布的最新《第五期網絡輿情分析師 (中級) 實訓研修班招生簡章》, 參訓費用總額為每人7980元, 可以獲得加蓋”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 公章的” 網絡輿情分析師中級技能培訓證書” , “ 該證書將作為學員參加人民網‘網絡輿情分析師 (中級) 實訓研修班’及掌握輿情工作技能的證明, 也將作為社會各界遴選輿情專業人才的參考憑證” 。該招生簡章中直接引用了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回應的通知》的相關內容作為支持。”…

當”微政務” 成為黨的” 群眾路線” 的體現時, 微博時代的” 大V” 和微信時代的市場化公眾號, 就成為群眾的代表———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輿情監測在很大程度上沿襲和維護的正是此一邏輯：通過政府買單來獲得” 群眾路線” , “ 去政治的政治” 獲得了新的表達。更嚴重的問題恐怕在於, 這樣的市場化軌道和邏輯, 不可避免地隱含了尋租的動力。如果說傳統媒體” 有償新聞” 的尋租行為體現為其版面特權, 今天的尋租更可能大範圍存在於這個被催生出的新產業, 即通過製造或者控製輿情, 可以使尋租更直接, 也更隱蔽。如果輿情變成一門生意, 而且是通往政府部門的渠道生意, 其上下遊統吃便成為市場邏輯的必然：” 有些網絡營銷公司和輿情調查公司逐漸勾連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上下遊通吃, 一邊鼓動謠言, 發動水軍, 借機營銷, 一邊為政府提供監測服務和聯系刪帖服務。而在行政系統內部, 那些掌管網絡信息的部門由此也獲得了巨大的權力, 成了其他部門於公於私爭相公關的對象。”…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 是國內起步最早、產業鏈最長、業務最全的輿情服務機構和信息增值服務機構” , 是行業的龍頭老大, 也是把輿情推向信息服務市場化的始作俑者。只是這種市場化的服務對象是各級政府部門、事業單位, 其主推的產品是《網絡輿情》內參, 訂閱的目標對象為各級黨政軍領導, 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公檢法單位領導, 以及各民主黨派、社團組織, 開發區管委會, 高等院校, 企事業單位領導、管理層等, 以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參閱對象, 經批準現擴大到縣處級領導幹部。

《網絡輿情》 (包含移動終端版信息費) 的收入逐年攀升。如果把這一情勢與2012年以來，紙媒自身廣告與發行收入劇烈下滑的境遇放在一起考慮, 其蘊含的意味就更深遠了。” 人民在線” 的市場化服務包括“服務於政府和企業的一體化輿情解決方案” ：將輿情”…

四、主流媒體的平臺悖論：” 群眾路線” 與輿情市場化　　

我們或許應該從上述視角來理解當下某些政府機構的悖論式角色。因為單一性平臺市場的倒逼, 政府機構一方面站在新媒體的立場上鼓勵新舊融合, 上市、改製和混合所有製等資本運作行為成為首選, 這也為BAT進入傳統媒體打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在此市場潮流中遭遇沖擊, 為此, 政府相關部門不惜投入更多資金去打造平臺, 鼓勵傳統主流媒體打造屬於自己的平臺。從市場屬性而言, 平臺是以資本聚合為依托的, 而當傳統媒體將資本匯聚到新平臺打造之時, 卻是以己之短去搏新媒體之長, 消耗的是傳統媒體長期以來積累的資本實力, 這反過來勢必造成對新聞生產投入的縮減。傳統媒體通過再造平臺進行突圍的困境不斷顯現。傳統媒體被平臺崇拜的市場邏輯所挾裹,…

其實, 新媒體平臺威脅的不僅僅是新聞, 更是倒逼所有的文化生產機製。影視娛樂節目的IP化和” 小鮮肉” 現象的實質就是影視生產平臺化的體現, 並逐漸形成為一個封閉和排他的系統。中國知名劇作家們對” 娛樂資本論” 批評道：” IP買手, IP產品、製作機構、播出平臺、數據平臺, 整個一趟線, 內封閉的。應該說我們電視劇的市場百分之七八十被他們控製了。” 正是因為明星成為影視節目的廣告代言人, 這才導致明星演員過高的報酬。演技被顏值取代不過是另一個交換價值取代使用價值的表現。2016年之所以被稱為IP撲街、” 爛片當道” 的一年, 是因為影視內容的普遍廣告化。導演們拍的已經不是電影, 而是面向粉絲的廣告, 劇作家們諷刺說：” 你們寫的都不是作品, 你們寫的連產品都不是了, 你們寫的是理財產品。” 這就是所謂IP經濟和” 粉絲經濟” 的市場邏輯。

2017年8月4日, 阿里影業推出” 授權寶” , 專門負責” 內容商業化” 部分,…

三、媒體” 社交化” 與新圈地運動：平臺壟斷與地租霸權

2015年, 在政府相關政策的強力驅動下, “ 兩微一端” 成為各級政府機構政務發展的新模式, 全國的政務微博賬號爆炸式發展至24萬個之多, 政務微信賬號逾10萬個。同時, 傳統媒體也爭先恐後搶占” 兩微一端” 新陣地。所有這些都被看成是媒體融合的成就。但是, 這些政策客觀上加劇了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平臺之間的不平衡, 把失衡的天平指針挪到了新媒體平臺這一邊, 驅使優質新聞資源導入新媒體平臺。正是在此之後, 從報紙到廣播電視, 傳統媒體迅速衰落, 滑入雪崩狀態。…

從傳統媒體的角度看, 30年的市場化改革導致媒體唯利是圖和惡性競爭, 各種報業和廣電集團進軍房地產、金融和一切有利可圖的行業。與此同時, 廣告和營銷部門的重要性壓倒了采編部門, 導致對新聞生產成本的一再壓縮, 記者的勞動價值不斷貶值。記者一步步淪為計件工。記者的” 民工化” 過程一旦開啟, 就如滾石下坡, 勢無可擋, 直至今天出現機器人代替記者寫稿———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啟用機器人寫稿, 而在於人們對科技” 進步” 歡呼雀躍的同時, 卻看不到其背後的問題。其實, 作為平臺的新媒體, 不就是” 廣告和營銷部門” 的集成平臺嗎？在此意義上, 作為新媒體的微信不過就是以外部的營銷平臺置換了傳媒內部的營銷平臺。當傳統媒體本末倒置, 把自己轉變為營銷平臺, 而不再依靠記者的勞動價值為生存之道時, 那麽, 其被更強大的平臺替換, 不就是順理成章的邏輯過程嗎？

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產角度看, 傳統媒體強調內容為王,…

今天, 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 占領信息傳播製高點, 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但是如果融合發展的路徑依然是市場化的延續, 產生以全方位接入/融入BAT的邏輯後果就是必然, 而這則意味著媒體所有權的最終易手, 即所有的主流媒體和市場化媒體都要靠接入私營的BAT來獲得生存權。由此, BAT的資本屬性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成為極為敏感的區域。換言之, BAT將擁有足以倒逼主流意識形態的資本。當然, 這一過程並未完成, 事實上也不可能完成, 政治天花板的設定就是證明。但是, 這一邏輯已經啟動, 它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需要在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真正面對。而政治和資本的博弈, 也勢必在此基礎上激烈展開。

微博的故事已經過去, 微信的故事正在發生。　　

二、新聞之殤,…

在此意義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另一方面的挑戰, 這一方面的挑戰是針對國有企業而言的。國企改革需要在克服腐敗、官僚化、權錢交易、利益集團化的過程中駛入世界市場經濟的大海, 重新締造國企在新時代的新使命。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 導致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和數千萬工人被買斷工齡下崗的” 經驗” , 成為國企改革的沈痛教訓。深化改革絕不能以國有資產流失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 國企發展與深化改革的曲折、艱難, 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 問題不是國企能否批評———國企當然應該接受監督和批評, 而是需要警惕以國企私有化為訴求的批判。這類批判往往對私企普遍存在的腐敗、家長製和等級製度視而不見。事實上, 企業組織的民主問題不僅僅是國企改革的問題, 同樣甚或更嚴重地存在於私企。…

由此,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 也是馬化騰所不斷呼籲的, 任何新媒體的發展都離不開國家對電信發展基礎建設的巨額投入和宏觀政策的支持。中國電信的基礎工作就是國家戰略, 依靠的是國企力量的” 市場驅動” , 政府機構實質上一直把控中國電信運營和發展的主導權, 電信業的運營與發展決定權是政府機構權力的重要部分, 電信業也因此承擔著重要的保障社會公共服務的責任。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期間”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的集體采訪,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介紹說, 過去五年, 中國電信累計投資近5000億, 主要進行通信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很多投資都是直接用在農村地區的。今天, 中國4G的人口覆蓋率已經達到了98%, 在農村地區, 行政村覆蓋率已經達到88%。這就是…

摘要：新媒體時代的平臺霸權與中國傳媒變革之間的關係引人注目, 但是迫於各種形勢的壓力而少有人道破真諦。BAT的發展存在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今天傳統媒體生態惡化, 新聞、廣告與新聞業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當平臺壟斷導致媒體” 社交化” 發生, 主流媒體的” 群眾路線” 與輿情市場化之間的悖論關係需重新界定。在這場逐鹿新媒體的博弈中, 宏觀政策的博弈能否實現共贏？今天更應該探討的是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互利共贏的融合路徑和政策。新媒體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體現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為最廣大人民所用。這既是中國媒體公共性的最大體現, 也是最大挑戰。



编註：BAT——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騰訊。…

這些設定都是有目的的，它與故事結局相伴而生。在故事中，我們可以讓角色猶豫、糾結、仿徨，但情節的走向和最終結局是不可更改的。試想，如果電影結局讓一個黑人老頭因為關愛一位亞裔女孩而敗露身份受到懲罰，那麽，整場電影就全垮了：故事垮了，跨種族之愛的價值觀垮了，人文情懷沒有了，觀眾心里不爽，電影票房也垮了。所以，亞裔小女孩、黑人老頭的角色設置，以及跨越種族和年齡的關愛，一定能夠戰勝作為黑勢力的銀行資本，這正是用來驅動“這一個故事”的遊戲規則。 …

民間故事的通則主要有三種：神性規則，生活邏輯，以及語言、情感、能力的設定。 

一是神性規則，包括對於命運、神、鬼、精怪、夢、神諭等事物的基本設定。比如，故事一旦提及命中注定，就意味著對於人物命運的一種先驗預設，在故事中是不可違背的、沒有商量餘地的人物必然宿命。故事中的神仙總是有神奇本領、超凡能力的；但神的力量又是有限的、受制約的，並非無所不能；神具有人的情感，會生氣、會感動、會報恩，甚至渴望愛情。鬼則是人死之後的精魂化身，他們生活在陰間，但有時也會回到人間活動，關於鬼故事的設定，可參見“有鬼君”的《鬼世界的九十五條論綱》。而夢在故事中一旦出現，通常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鬼魂托夢，一種是神諭，醒來之後一定能夠應驗。還有諸如多年的動植物、古器物有可能修煉成精怪，獲得超能力，等等。…

當然，明白了這一點，所有的故事也就變得無趣之極，因為你已經知道那些動人心弦的情節都是故意生產出來的，結局你也猜到了，緊張感沒有了，趣味性也消失了。所以說，研究故事和聽故事是兩碼事，聽故事是有趣的，研究故事是無趣的。梅蘭芳曾經說過：“旦角戲的劇本，內容方面總離不開這麽一套，一對青年男女經過無數驚險的曲折，結果成為夫婦。這種熟套，實在膩味極了。為什麽從前老打不破這個套子呢？觀眾的好惡力量是相當大的。”對於梅蘭芳來說是熟套的東西，對於偶爾看戲的觀眾來說未必是熟套，所以，梅蘭芳浸淫其中早就膩味了，但觀眾依然興致盎然。 …

（四）故事是一個“自組織系統”

故事能夠利用自身的結構邏輯，不斷地吸取外部信息，進行自我加工、自動修復、自我完善，從而形成一個具有完整結構和功能的有機體。



山曼曾給我講過一個“驢吃草”的故事：一個農民牽著一頭驢到鄉政府辦事，驢把鄉政府門口的草給吃了，農民遭到了鄉幹部的訓斥，於是牽過驢子，啪啪給它兩耳光，罵道：“你這頭蠢驢，你以為妳是鄉幹部，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啊？”





早期的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可是過了不久，故事又出現了一個“加強版”。根據相似的結構邏輯，故事進行了自我加工和完善：驢子轉過身來，反踢農民一腳，罵道： “你這蠢貨，你以為妳是警察，想打誰就打誰啊？”…

豪伊金格說：“遊戲是在明確規定的時間、空間里所進行的行為或者活動。它是按照自發接受的規則來進行的。這種規則一旦被接受就具有絕對的約束力。遊戲的目的就存在於遊戲行為自身之中。它伴有緊張和喜悅的感情與日常生活不同。”



幾乎所有關於遊戲的認識，都適用於故事創作。故事的本質就是一項智力遊戲。而遊戲總是要限定在一個封閉的時空內完成，這里有固定、有限的角色，有特定的遊戲規則，還有規定的結局。具體而言，作為遊戲的故事具有如下五個封閉性特點：

（一）故事角色之間的關係是封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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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有故事都有明確邊界，都是限定在密閉時空、特定關係之中的虛擬語言遊戲。故事中驅動或約束人物行為的遊戲規則，我們稱之為“驅動設置”。從故事的最簡結構圖看，故事情節的形態標誌就是轉折。轉折意味著主人公現有的狀態和軌跡發生了變化。在民間故事中，引起狀態改變的原因，一定是外在因素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既有條件和主人公希望達成的目標之間，出現了新的“障礙”。障礙成為誘發或促成情節發生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在故事中，障礙的設置必須同時包括出題和解題兩個方面，我們稱之為“系鈴方案”和“解鈴方案”。無論系鈴還是解鈴，都必須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利用規則來推進情節，實施解鈴步驟。如果按照正常的故事邏輯無法實現轉折，就需要通過打破常規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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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運用民間故事進行傳統的道德教育，這對於中華民族品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傳統的道德思想，相當部分存在於民間故事之中，並借助民間故事得以傳播。



在民間，傳統道德教育主要是通過民間故事演述的形式得以實施的。道德力量的釋放往往是在故事的演述中實現的，演述者和聽眾共同營造了神秘的訓誡和警示的氛圍。 “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與他們分離的或者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存在善和惡的潛能，因此每個角色體現了一個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



故事戲劇性地表現了這些部分，用形象來提醒人們：應該如何規範行為舉止，可能在哪里誤入歧途。故事演述完後，在場的人會有一番交流和討論，這種演述空間、故事和故事之後的討論都是一個完整過程中的要素。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尤其是年輕人）認識到道德的生命意義，從而使人們行為都符合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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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見圖)在《講故事的人》（1936年）一文中說：“民間故事和童話因為曾經是人類的第一位導師，所以直至今日依舊是孩子們的第一位導師。無論何時，民間故事和童話總能給我們提供好的忠告；無論在何種情況，民間故事和童話的忠告都是極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