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故事的通則主要有三種：神性規則，生活邏輯，以及語言、情感、能力的設定。 

一是神性規則，包括對於命運、神、鬼、精怪、夢、神諭等事物的基本設定。比如，故事一旦提及命中注定，就意味著對於人物命運的一種先驗預設，在故事中是不可違背的、沒有商量餘地的人物必然宿命。故事中的神仙總是有神奇本領、超凡能力的；但神的力量又是有限的、受制約的，並非無所不能；神具有人的情感，會生氣、會感動、會報恩，甚至渴望愛情。鬼則是人死之後的精魂化身，他們生活在陰間，但有時也會回到人間活動，關於鬼故事的設定，可參見“有鬼君”的《鬼世界的九十五條論綱》。而夢在故事中一旦出現，通常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鬼魂托夢，一種是神諭，醒來之後一定能夠應驗。還有諸如多年的動植物、古器物有可能修煉成精怪，獲得超能力，等等。…

當然，明白了這一點，所有的故事也就變得無趣之極，因為你已經知道那些動人心弦的情節都是故意生產出來的，結局你也猜到了，緊張感沒有了，趣味性也消失了。所以說，研究故事和聽故事是兩碼事，聽故事是有趣的，研究故事是無趣的。梅蘭芳曾經說過：“旦角戲的劇本，內容方面總離不開這麽一套，一對青年男女經過無數驚險的曲折，結果成為夫婦。這種熟套，實在膩味極了。為什麽從前老打不破這個套子呢？觀眾的好惡力量是相當大的。”對於梅蘭芳來說是熟套的東西，對於偶爾看戲的觀眾來說未必是熟套，所以，梅蘭芳浸淫其中早就膩味了，但觀眾依然興致盎然。 …

（四）故事是一個“自組織系統”

故事能夠利用自身的結構邏輯，不斷地吸取外部信息，進行自我加工、自動修復、自我完善，從而形成一個具有完整結構和功能的有機體。



山曼曾給我講過一個“驢吃草”的故事：一個農民牽著一頭驢到鄉政府辦事，驢把鄉政府門口的草給吃了，農民遭到了鄉幹部的訓斥，於是牽過驢子，啪啪給它兩耳光，罵道：“你這頭蠢驢，你以為妳是鄉幹部，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啊？”





早期的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可是過了不久，故事又出現了一個“加強版”。根據相似的結構邏輯，故事進行了自我加工和完善：驢子轉過身來，反踢農民一腳，罵道： “你這蠢貨，你以為妳是警察，想打誰就打誰啊？”…

豪伊金格說：“遊戲是在明確規定的時間、空間里所進行的行為或者活動。它是按照自發接受的規則來進行的。這種規則一旦被接受就具有絕對的約束力。遊戲的目的就存在於遊戲行為自身之中。它伴有緊張和喜悅的感情與日常生活不同。”



幾乎所有關於遊戲的認識，都適用於故事創作。故事的本質就是一項智力遊戲。而遊戲總是要限定在一個封閉的時空內完成，這里有固定、有限的角色，有特定的遊戲規則，還有規定的結局。具體而言，作為遊戲的故事具有如下五個封閉性特點：

（一）故事角色之間的關係是封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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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有故事都有明確邊界，都是限定在密閉時空、特定關係之中的虛擬語言遊戲。故事中驅動或約束人物行為的遊戲規則，我們稱之為“驅動設置”。從故事的最簡結構圖看，故事情節的形態標誌就是轉折。轉折意味著主人公現有的狀態和軌跡發生了變化。在民間故事中，引起狀態改變的原因，一定是外在因素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既有條件和主人公希望達成的目標之間，出現了新的“障礙”。障礙成為誘發或促成情節發生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在故事中，障礙的設置必須同時包括出題和解題兩個方面，我們稱之為“系鈴方案”和“解鈴方案”。無論系鈴還是解鈴，都必須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利用規則來推進情節，實施解鈴步驟。如果按照正常的故事邏輯無法實現轉折，就需要通過打破常規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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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運用民間故事進行傳統的道德教育，這對於中華民族品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傳統的道德思想，相當部分存在於民間故事之中，並借助民間故事得以傳播。



在民間，傳統道德教育主要是通過民間故事演述的形式得以實施的。道德力量的釋放往往是在故事的演述中實現的，演述者和聽眾共同營造了神秘的訓誡和警示的氛圍。 “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與他們分離的或者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存在善和惡的潛能，因此每個角色體現了一個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



故事戲劇性地表現了這些部分，用形象來提醒人們：應該如何規範行為舉止，可能在哪里誤入歧途。故事演述完後，在場的人會有一番交流和討論，這種演述空間、故事和故事之後的討論都是一個完整過程中的要素。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尤其是年輕人）認識到道德的生命意義，從而使人們行為都符合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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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見圖)在《講故事的人》（1936年）一文中說：“民間故事和童話因為曾經是人類的第一位導師，所以直至今日依舊是孩子們的第一位導師。無論何時，民間故事和童話總能給我們提供好的忠告；無論在何種情況，民間故事和童話的忠告都是極有助益的。”…

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里穿行，迎面吹來陣陣涼風，我們依偎在祖母的懷里，聽她講那遙遠的故事，《狼外婆》《狗耕田》《七仙女》《葉限》……構成了很多人兒時的記憶。



一些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了下來，但大量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因為演述人的斷代而漸漸失傳。那些散落在祖國大地上的民間文學“遺珠”，若不能及時得到搶救整理，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個個好聽的故事，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脈。





《中國民間文學大系·故事》卷，正是舉全國之力延續這一根脈的偉大工程，旨在將那些正在被遺忘的民間故事傳統重新打撈起來，使之成為永遠不會消失的紙質文本，供後人閱讀、保存、研究和享用。…

第九，從文學史的經典闡釋來看，有一個從審美理想主義，向政治實用主義的發展。

文學史研究在20世紀也經歷了大轉型，一個極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歷史上形成的文學經典。由於對經典的看法衝突抵牾，形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經典觀，或者更準確地說，形成了經典維護派和顛覆派兩大陣營，其爭論、批判和對抗遂演變成為一場狼煙四起的“文化戰爭”。經典維護派恪守文學經典的普適價值和審美趣味，強調經典的既是歷史的時間選擇，也是文學披沙揀金的積澱產物。…

第六，從文學研究基本工作文本解釋來看，有一個從解釋向“過度解釋”的變遷。

文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文學文本(或相關問題)的意義解釋。但是，在解釋問題層面所表現出來的爭議，遠遠地超出了解釋本身而觸及到認識論、知識生產和文化資本等諸多問題。艾柯提出的“解釋與過度解釋”說法，傳神地描述了從現代範式到後現代範式的激進轉型。…

後結構主義用文本概念來取代作品概念，意在把文學研究的對象，從一個獨立自足的實體概念，轉向一個處於諸多要素關聯中的關係性的相對概念；意在把中心化的作品結構，轉向文本那複雜交錯的網狀結構。



這樣一來，獨立自足而又固定不變的作品，也就轉變為帶有互文性和生產性的文本，恰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文本乃是一個“反學科的對象”(19)。假如說作品的概念對應的，是文學理論及其語言模式的話，那麽，在比較的意義上，可以說文本概念則是對應著理論的話語模式。…

基本問題與範式轉換

現代和後現代的理論範式，所以具有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究其根本，就是在基本問題研究中的概念、形而上觀念、價值等方面的轉變，亦即對基本問題的“思考和感覺方式”的轉變。以下九個基本問題在“思考和感覺方式”上的轉型，深刻地揭示了文學理論現代和後現代範式的嬗變。

第一，從知識形態上看，有一個從文學理論向理論(以及後理論)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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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式在今天是一個使用頻繁的術語，庫恩對這個概念的界定有助於我們對它的理解。在庫恩看來，科學知識的發展總是在特定學科門類之下展開的，特定學科是由一群特定的學者所構成的，這就是所謂的科學家共同體。

庫恩發現，科學研究有賴於一個科學家共同體，共同體的運作又有賴於共同體，所共有和共享的學科規範，他稱之為“範式”(paradigm)：“一個範式就是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東西，而反過來，一個科學共同體由共有一個範式的人組成。”(15)

它包括四個層面：第一是符號概括；第二是範式的形而上學部分；第三是價值；最後是各組範例。…

作為一種“思考和感覺方式”，後現代性哪些方面有別於現代性呢？關於後現代性的特征，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描述和解說，在我看來，伊格爾頓的界說言簡意賅。他堅信後現代的基本特征就是避開絕對價值、總體性和宏大理論，所以它是懷疑論的、開放的、相對主義的和多元論的，它贊美分裂而不是協調，破碎而不是整體，異質而不是單一。一言以蔽之，後現代倡導一種對總體性的政治信條和權力進行批判。⑩



從某種程度上說，後現代性在就是對現代性的質疑或反叛，或者說就是對啟蒙精神的十大觀念的質疑甚至顛覆。利奧塔通過對科學知識轉型的分析，指出了後現代就是從啟蒙運動那些包羅萬象的宏大敘事，向不可通約的小敘事的轉變。…

關於現代性，歷來有不同的看法。霍爾認為，現代性是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四個層面展開互動的過程。政治層面出現了現代主權與合法化的民族國家，經濟層面出現了貨幣化的交換經濟，社會層面則是勞動和性別的動態社會分工，而文化層面形成了以個人化和理性沖動的世俗文化。④



吉登斯則把現代性簡潔地界定為，17世紀以來源於西方的“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⑤維爾默的界說則側重於認知層面，他認為現代性就是一個具有“認知、審美和倫理”意義的新視域，⑥透過這些新視域，現代主體擺脫了傳統觀念束縛，開辟了新世界。



其實，社會變化必然導致觀念轉型，反之亦然，觀念的轉型必然推動了社會變遷，兩者之間是一種主客觀互動關係。福柯關於現代性的解釋更精辟，他提出：“現代性……

【內容提要】 20世紀文學理論的發展，出現了現代和後現代兩種範式。兩種範式在一系列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上有所衝突，因此形成了對立的理論立場和價值觀。現代範式建立在啟蒙精神的基礎之上，強調普適價值和理性原則，彰顯文學的語言審美功能；而後現代範式則更偏向差異性的價值觀，更關注文學的政治意義。兩種範式相互糾纏抵牾，構成了文學理論的不和諧音。反思這一範式的衝突，如何超越現代/後現代的對立，探尋文學理論發展的未來路向，乃是當下理論界需要思考的難題。

20世紀是一個多災多難的世紀，同時也是一個知識生產成果豐碩的世紀。

迄今為止，人們發明了很多的說法來描述這個世紀。諸多表述中，也許波蘭尼說法最為傳神，一個the great…

另外，文學參與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以前只有那些經典的、宏大敘事的作品才有機會走出去、流進來。媒體的力量強化後，民間意識形態的個人化的創作也進入到傳播視野，通過紙質、電視、影視、網絡等多渠道傳播、發散，傳播空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建立起一種全新的、多元的文學格局。…

具體地說，正是現代大眾媒介取代古典媒介這一必然進程，使審美現代性成為可能。應該說，現代傳播媒介（報紙雜誌）確實影響了文學審美現代性的發生。但進入電子媒介時代後，文學審美現代性開始朝後現代性轉型。張晶就指出：“從人類對世界的把握方式來說，目前已進入一個視覺文化時代。視覺圖像無所不在地包圍著我們，使我們不知不覺地從以文學為主要的審美方式轉變為以視像為主要的審美方式。”…

四是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運作方式進人到了文學生產領域，於是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寫作方式和審美趣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作家不再秉持現代知識分子批評精神和責任意識，而主動地迎合市場，追求讀者效應，即創作開始直接與商業利益結合。如“新寫實主義小說”和“新歷史小說”都缺乏了批判精神，回避了現實生活中的矛盾，而更多地追求閱讀快感和娛樂精神。再加上電視、網絡等電子文化媒介的滲透，作家個體完全從集體中解放出來，完成了創作主體的解放，文學開始對政治話語進行破壞、顛覆，重新整合、訴說自己的話語，然後朝著多元化世界邁進。這一時期，文學沾染了相對主義色彩，與商業文化合流，文學成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文學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商業化寫作”、“類型化寫作”和“文化工業”理念，創作在藝術性和商業利益之間徘徊遊蕩，批評在媒介中心話語的引力下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