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微政務” 成為黨的” 群眾路線” 的體現時, 微博時代的” 大V” 和微信時代的市場化公眾號, 就成為群眾的代表———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輿情監測在很大程度上沿襲和維護的正是此一邏輯：通過政府買單來獲得” 群眾路線” , “ 去政治的政治” 獲得了新的表達。更嚴重的問題恐怕在於, 這樣的市場化軌道和邏輯, 不可避免地隱含了尋租的動力。如果說傳統媒體” 有償新聞” 的尋租行為體現為其版面特權, 今天的尋租更可能大範圍存在於這個被催生出的新產業, 即通過製造或者控製輿情, 可以使尋租更直接, 也更隱蔽。如果輿情變成一門生意, 而且是通往政府部門的渠道生意, 其上下遊統吃便成為市場邏輯的必然：” 有些網絡營銷公司和輿情調查公司逐漸勾連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上下遊通吃, 一邊鼓動謠言, 發動水軍, 借機營銷, 一邊為政府提供監測服務和聯系刪帖服務。而在行政系統內部, 那些掌管網絡信息的部門由此也獲得了巨大的權力, 成了其他部門於公於私爭相公關的對象。”

如果通過操控輿情綁架權力, 兩者形成共生關係, 構造一個閉合的循環。這一邏輯與微信的平臺邏輯其實是相通的, “ 輿情” 不過是” 大V” 的另一種表述而已。因此, 輿情監測在多大程度上是” 真實” 的” 民意” , 就成為一個必須謹慎面對的問題。而前述對微博時代” 民主” 意義的質詢, 也完全可以用於對” 輿情” 的質疑, 即輿論領袖、民意、真相、操控之間在輿情監測中究竟是什麽樣的關係？如果這些關係是曖昧的, 是基於” 輿情” 而做出的行政作為, 如何能夠避免盲人騎瞎馬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群眾路線能夠用輿情的監控與” 修復” 來代替嗎？

2014年, 民政部把” 輿情監測” 和” 政務微博運行維護” 納入《2014年民政部購買社會服務指導目錄》中, 對承接主體的要求是：具備資質的社會組織、文化企業、中介機構等單位。今天的輿情市場主體, 根據中標企業估計可達三百多家, 不乏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情形。很多輿情企業無法在網絡上找到官方網站, 或官網常年不更新, 其專業資質無法評判。但即便是龍頭老大的企業, 其輿情監測的” 專業” 評判本身也是問題。” 輿情監測” 在方法論上是否能站得住腳？能否經得起檢驗？檢驗過程能否透明、公開、可核驗？是否有規範可尋？如果上述問題都沒有滿意的結論, “ 輿情監測” 在多大意義上可以提供可信的指導作用？

與輿情市場相伴隨的是一種新型職業的誕生, 這就是所謂” 網絡輿情分析師” 。根據人民網於2011年6月7日發布並被廣泛轉載的報道《走近網絡輿情分析師：” 一專多能” 的” 雜家” 》來看, 國內網絡輿情監測與研究機構在2008年開始大量出現, 輿情分析師也開始大規模走進公眾的視野：

“ 輿情分析遵循‘三結合’工作模式, 即定性與定量、軟件與人工、分析師與專家會商結合。” 劉鵬飛說, “ 網絡言論的挖掘收集、概括剖析、抽樣統計、報告寫作、走勢預測是輿情分析師的五大基礎技能” 。” 輿情分析師可以說是‘一專多能’的‘雜家’, 反應快, 不僵化, 點子多。”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秘書長單學剛如是總結。” 而在特定的政府部門和企業工作的輿情分析師, 就像一位量身聘請的‘私人保健醫生’。” 他們針對具體輿情熱點” 望聞問切” , 根據輿情發展的不同時期, 在事件處置和輿論引導兩個方面” 開出處方” 。如何給輿論漩渦中的政府和企業” 消炎止痛” , 如何幫助它們在長效機製上” 治病除根” “ 強身健體” , 這時”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能力” 就顯得格外重要。

在輿情分析師這個新職業群體中, 雖然不乏搜索引擎專家、網絡調查專家、統計高手、圖表專家等” 高技術” 人才, 不過, 分析師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技術。輿情監測軟件和平臺提高了效率, 但人工分析仍是重點。單學剛認為：” 輿情分析師作為獨立的第三方, 樹立穩定的價值觀至關重要。目前看來, 網絡輿情監測主要還是通過行業自律來進行規範的。” 這篇以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負責人為唯一采訪對象的報道, 披露了不少行業信息：作為第三方的” 私人保健醫生” , 主要靠人工分析、靠行業自律進行規範等等。如果回顧這一職業的發展歷史, 其實不難發現, 它的興起與微博時代同步並行。從微博時代到微信時代, 傳統媒體中唯一的勝出者是輿情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