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詩的創作—「信而好古」及「放鄭聲」：

孔子畢生維護周禮不遺餘力，提倡禮治的復古，反對制度的變革，由此可知其對文藝的態度，亦抱持「信而好古」的原則，反對文學藝術的創新。孔子在〈述而〉標榜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這些孔子自述的記載，在在都顯示出孔子對古代的學術文化乃至文藝是十分敬重，對於整理和保存文化遺產方面有極大貢獻。然而孔子對復古的狂熱，直接影響表現在對創新的厭惡，其「是往古而誹今」的觀點，可謂為文論批評觀點上「貴古賤今」一說之先河。

《論語》中多次提及孔子極為厭惡「鄭聲」，不但認為「鄭聲淫」（〈衛靈公〉），又言「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貨〉），因此他提出要「放鄭聲」（〈衛靈公〉）的主張。依據〈樂記〉所述，鄭聲在當時是一種新樂，當時人們對於鄭聲那樣的新樂，就如同現今流行歌曲一般，是很感興趣的 [41] 。然而孔子極力提倡復古，因此與其門徒對於鄭聲是不宜餘力的攻擊。

事實上，孔子不見得並非真正如此厭惡新樂，他之所以讚美古樂、排斥新樂，乃是由其恢復舊禮治的主張出發。因為古樂可以為孔子提倡之舊禮治服務，因此孔子既然主張恢復周禮，自然也要跟著恢復與其不可分離的周樂。孔子又言：「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此言即強調有德有位之聖王方能制禮作樂，所以文王、武王及周公所制訂的樂制和禮制一樣，是不容隨意變更的。

四、結語：

孔子關於文藝的論述，雖然只有散見於《論語》中的若干隻字片語，不似其哲學思想那麼系統化，但其言論已觸及到文學理論中許多基本問題。孔子對於文學的批評標準、文學的地位乃至於繼承與創新等問題的主張，對於後世之影響極為深遠。孔子以詩、禮、樂三位一體的觀念，揭示文學與政治不可分割的關係，其影響所及，使此觀點成為傳統文學以「載道」為主流，強調文學之功用乃為政治服務。其所提出之文學以實用性為要，亦為中國後世文學創作的一大主流思想，例如：韓愈提倡的「文以載道」、白居易以為詩歌應該「補察時政」等，皆源於此。

綜合而言，禮治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中心，這樣的思想也同樣貫串於孔子的文學觀中，其於《論語》中論《詩》的種種主張，亦不脫於此。因此，孔子為求恢復禮治治國，強調詩、禮、樂的緊密結合，此役成為儒家不同於當時先秦諸子的特點 [42] 。文藝並非以創作為獨立生命匹，而是以復古為原則作為禮治的工具，此即為孔子論詩之要點。

[41] 當時被稱為最好古的魏文侯亦自謂，聽古樂昏昏欲睡，而聽新樂之鄭衛之音則不知疲倦。

[42] 先秦諸子中，墨家及法家在批判儒家宣揚禮治的同時，也揚棄詩與樂，正說明其對文藝影響人心之重大作用欠缺正確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