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莫言延續了魯迅“救救孩子”的主題並有許多仿徨與困境，那麼閻連科在《四書》中則表現了“孩子救救我們”的主題。這一主題也曾經出現在冰心的筆下，代表純真心靈的孩子成了拯救人們的心靈力量。在閻連科的《四書》中，我們同樣看到了這樣的孩子形象，這個孩子不需要別人來救他，反而自始至終都在扮演一個試圖“救人”的角色，只不過這個孩子比冰心筆下的孩子復雜多了，即有了更多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內涵。《四書》是一本直指內心的、猶如一本靈魂煉獄的書。在中國現當代小說中，一直都比較缺乏這種叩問靈魂的小說，《四書》填補了這一空缺。即使《四書》的表現手法用的是閻連科在《發現小說》中所定義的“神實主義”，讀者還是很容易就能夠明白《四書》寫的正是那段大躍進、大煉鋼鐵和大饑荒的歷史。當那些知識分子被放在“育新區”，被剝奪所有作為知識分子、甚至作為人的尊嚴時，“孩子”居然是他們的領導。他既純真、透明，又對榮譽和“崇高性”很向往。閻連科絕不“回避崇高”。他的社會責任感之強，社會批判力度之大，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謂無人可比。在強烈的社會使命感之下，他對“孩子”在救贖中的地位進行思索。

孩子的形象在《四書》中是一個隱喻，最開始代表的是“革命”，以“革命”的名義來實施所有暴力的行為，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書籍，以“革命”的名義來改造這些知識分子。在這個“人間地獄”里，最初代表著“革命”的隱喻的“孩子”，把知識分子當成罪人，試圖改造他們，救贖他們，可是沒想到這一所謂的“救贖”行為，其實帶給知識分子們的反而是一種巨大的災難，把他們帶入可怕的“人間地獄”，而在這個人間地獄中，知識分子們一個個守望不住自己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在煉獄里不僅丟失了健康的身體，也丟失了健康的靈魂，只有一兩位知識分子還能夠保留住自己最後的做人的尊嚴，其他的知識分子紛紛“淪陷”，紛紛暴露出靈魂中醜陋的本性。不過，“孩子”在偷偷閱讀了他所繳獲的知識分子們的書籍，尤其是閱讀了《聖經》的連環畫之後，最後居然有了一個驚人之舉：“孩子像耶穌一樣把自己釘在鋪滿紅花的十字架”，“而孩子他的臉，沒有苦痛和曲扭，安詳的、如意的，有著淺淺的滿意的笑，如巨大碩滿的紅花開在天空開在十字架的頂。”這個時候的“孩子”，又變成了基督教的隱喻，他模仿耶穌的行為，是一種以基督教來救贖的象征。因為他的這一救贖行為，一些知識分子得到了自由，最終離開了“育新區”。

閻連科尖銳地發現，高喊“救贖”的知識分子反而自惹災難，即不僅救不了他人，也就不了自己。於是，他產生了“孩子救我”的新夢。在書的結尾，閻連科通過小說中的人物“學者”重寫了西緒弗神話，題為《新西緒弗神語》的哲學隨筆稿。這篇稿子中的西緒弗，被上帝懲罰日復一日地把石頭從山下滾到山上時，他已經習慣了，已經視為“應該和己任”。但是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單純、透明、天真，對世界和榮譽充滿了好奇”，西緒弗愛上了這孩子，而孩子給他無意義的滾復中注入了新的意義，於是懲罰的內涵消失了，他找到了快樂，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上帝看到後，馬上給了西緒弗新的另一種懲罰，讓他在山的那一邊日復一日地把石頭費勁地推下山頂，然後石頭到了山底下又自動滾回山頂上，而且讓他再也看不到孩子。“在山的那一邊，西緒弗是西方的西緒弗。在山的這一邊，西緒弗是東方的西緒弗”。這里，閻連科似乎在探索著中西方文化中能夠救援心靈的力量，找尋能夠賦予荒誕的人生一些光明意義的源泉。在上帝新的懲罰中，東方的西緒弗再次習慣了無意義的勞作，也不再去探究其意義。然而，無意之中，“和上次見到路邊的孩子一樣，西緒弗在把巨石從山上用力下滾時，一日間，他弓腰用力的目光從石頭頂上翻過去，他看到了山下的草木、房舍、村落、炊煙和在一座禪院門口戲耍的孩子們。”於是，“西緒弗越過了神的懲處看到了山下的禪院和俗世炊煙圖”，並愛上了這幅炊煙圖，“現實的炊煙給了西緒弗被懲戒中新的意義和適應的力”。很明顯，閻連科在書寫“孩子救救我們”的主題時，不僅在西方文化中看到了基督教的拯救力量，也看到了中國禪宗的回歸“平常心”的拯救力量。如果象征“革命”的孩子諷刺了革命的救贖的力量，那麼模仿著耶穌的孩子最終還是完成了某種救贖。而在“東方的西緒弗”里，閻連科又發現禪宗的救贖力量，發現回到現實的炊煙圖的“孩子們”同樣具有救贖的力量，他們能讓人們在無意義的生存和痛苦中重新找到生存的意義。

《四書》最後的這幅俗世的禪院炊煙圖，也容易讓人想起高行健的《靈山》，因為那是一部充滿禪意的書。不過，高行健既不關心“救救孩子”，也不關心“孩子如何救救我”，而是關心“自己如何救自己”，也就是如何“自救”的問題。他在《沒有主義》中說：“救國救民如果不先救人，最終不淪為謊言，至少也是空話。要緊的還是救人自己。一個偌大的民族與國家，人尚不能自救，又如何救得了民族與國家？所以，更為切實的不如自救。” 高行健的《靈山》實際上是一部內心的《西遊記》，作者尋找靈山的過程，乃是內心解脫的過程， 擺脫被外物所役而得到內心大自由的過程。靈山在內不在外，不能夠靠人指點“迷津”，而是得靠自己去體悟，靈山就在於內心的徹悟，自由來自自身的意識，正如佛不是在山林寺廟里，而是在自己的本心中。找到了內心的靈山，就找到了莊子《逍遙遊》中的個體的大自由和大逍遙精神。然而，不同於莊子的“聖人” 、“真人” 、“神人”的理想人格，高行健以清明的意識認為自己只是一個脆弱的人，反而回到禪宗的“平常心”，從容地面對人生，從容地面對死亡，以平常之心悠遊於主流的邊緣，做一個真正自在的人。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高行健是最強調“自救”的人了。然而，盡管他把“自救”的意念推向極致，他卻也關心社會（不是參與社會或擁抱社會是非），否則怎會有書寫文化大革命荒唐政治的《一個人的聖經》？而在這部長篇的結尾，他又表明，一個人（當然也包括一個作家）最為寶貴的是在自己的胸中保持一脈“不滅的幽光”。既然如此，我不禁又想請教，這一脈光輝，這一盞明燈，除了照亮自己，是否也可以照亮別人，照亮社會，是否也可以發揮文學救治靈魂的功能？

無論是莫言延續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主題，還是閻連科關於“孩子救救我”的主題，或是高行健所倡導的“自己救自己”的主題，實際上都仍舊執著地探討著文學是否擁有心靈救贖的力量。 在如今文學日趨式微的當下，在痞子文學、解構主義以及影視文化、大眾文化橫行的時代，當代作家沒有放棄文學救贖主題的思考，這是好事。雖然不同作家“各行其是”，難以找到一致的答案，但都想到救贖與自救，這也許正是作家內心那盞燈光尚未熄滅的明證。只要這盞燈不滅，文學就仍舊有照明社會的力量。2012年12月寫於香港（愛思想網站 201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