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推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 占領信息傳播製高點, 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但是如果融合發展的路徑依然是市場化的延續, 產生以全方位接入/融入BAT的邏輯後果就是必然, 而這則意味著媒體所有權的最終易手, 即所有的主流媒體和市場化媒體都要靠接入私營的BAT來獲得生存權。由此, BAT的資本屬性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成為極為敏感的區域。換言之, BAT將擁有足以倒逼主流意識形態的資本。當然, 這一過程並未完成, 事實上也不可能完成, 政治天花板的設定就是證明。但是, 這一邏輯已經啟動, 它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需要在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真正面對。而政治和資本的博弈, 也勢必在此基礎上激烈展開。

微博的故事已經過去, 微信的故事正在發生。　　

二、新聞之殤, 誰之罪：廣告與新聞業　　

2017年, “ 後真相”  (post-truth) 被評為英語世界2016年度關鍵詞。” 後真相時代” 與社交媒體時代同時降臨, 其定義為：” 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 這也是因為在社交媒體時代, 傳統的” 把關人” 失去了效力。無論是依靠” 專業主義” 背書的西方主流媒體機構, 還是依靠國家信譽背書的中國主流媒體系統, 作為維持主流意識形態再生產的” 把關人” 都處於一種失守的狀態。這一失守狀態描述的其實不僅僅是一種真實和虛假無法區分的社交媒體新聞生產機製, 更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紊亂的全球政治危機。當世界圖景變成碎片式的萬花筒時, 對其操控的可能性變得更加複雜。

在我國, 它體現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憂患意識, 具有公信力的新聞真實性生產失控是這一憂患的核心。而新聞生產力的萎縮, 與傳統國有媒體的式微及社交平臺的崛起是聯系在一起的。新聞生產力的萎縮使得社會公共空間遭到擠壓,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從微博到微信, 其平臺發展都是建立在由傳統媒體支付新聞生產成本的基礎之上。這是另一個典型的鳩占鵲巢。因此, 新媒體平臺搶走廣告市場之後, 其” 倒逼” 的後果就是摧毀了整個社會的新聞生產機製。與新媒體” 剝奪式積累” 的急速發展相伴而生的, 是新聞記者從民工化到” 短工化” , 再到失業潮, 傳統媒體哀鴻遍野, 媒體公信力一敗塗地。但是, 這個時代目睹的悲劇是：傳統媒體生態斷崖式崩潰並沒有換來新的良性傳媒生態。微博時代的故事就是證明。更嚴重的問題是, 猶如沒有實體經濟, 新經濟平臺最終會是無源之水;一個社會喪失了具有公信力的新聞生產能力, 則意味著新聞的死亡以及社會民主的嚴重危機。平臺本身並沒有任何對新聞責任的承諾, “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從來不是平臺的理想, 新聞之死與它無關, 但是新聞之死與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生活有關, 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

第二, 微信最受詬病的是投訴製度。在用戶可以直接” @老沈” 去抗訴的微博時代, 老沈 (陳彤) 負有在線調解糾紛和解決問題的職責, 而陳彤也的確是用這個方式掌控大局。但是, 微信時代的” @老沈” 已經被計算機的算法和敏感詞識別設置所代替, 一旦被屏蔽和封號, 就無任何道理可講。與微博時代的政治” 抱負” 相比, 微信時代的” 去政治化” 恰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專製。政治上的” 安全” 在任何意義上都高於社會公共空間的建構, 為自身利益而設置最高保護的審查製度就是必然選擇。因此, 微信作為一個社會公共空間, 其實是一個寄生的、脆弱的、隨時可能被扼殺的公共空間。

第三, 朋友圈作為媒體化的公共空間, 是同質和單一視點的, 在屏蔽暴力的同時, 也屏蔽了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因此, 它強化了既有的認同或者偏見, 而不能有效地建構對話和辯論的效能。因此, 在這個意義上, 朋友圈已經不是公共空間。

既然如此, 為什麽我們還要” 寄生” 在新媒體平臺上？其實, 新媒體的成功, 恰恰是以傳統媒體自身失敗為代價的。很大程度上, 不是新媒體打敗了” 舊媒體” , 而是” 舊媒體” 自身的失敗為新媒體的成功鋪平了道路。這一” 失敗” 必須獲得新的闡述, 才能為新媒體的診斷打開空間, 新舊媒體的融合才有可能不重蹈覆轍。


（原題《新媒體時代的“未來考古” — 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國傳媒變革》，原刊於《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見：2021-07-26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