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意義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另一方面的挑戰, 這一方面的挑戰是針對國有企業而言的。國企改革需要在克服腐敗、官僚化、權錢交易、利益集團化的過程中駛入世界市場經濟的大海, 重新締造國企在新時代的新使命。20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 導致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和數千萬工人被買斷工齡下崗的” 經驗” , 成為國企改革的沈痛教訓。深化改革絕不能以國有資產流失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 國企發展與深化改革的曲折、艱難, 正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 問題不是國企能否批評———國企當然應該接受監督和批評, 而是需要警惕以國企私有化為訴求的批判。這類批判往往對私企普遍存在的腐敗、家長製和等級製度視而不見。事實上, 企業組織的民主問題不僅僅是國企改革的問題, 同樣甚或更嚴重地存在於私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企業更多被看成是經濟組織, 而不是社會組織。通過剝離企業的社會性以獲得單純經濟功能的過程, 是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特殊現象。事實上, 單就市場發展規律而言, 市場因素正是企業組織走向壟斷和專製的動力, 而不斷擴大的等級製員工結構 (CEO的高薪製) 和軍事化管理機製 (以富士康為代表) 正是其組織表現。據2015年的報道, 全球十大最高薪CEO中, 媒體大亨占6名。今天的媒體大亨更是非社交媒體巨頭莫屬了。在其發展過程中, 企業內部的經濟民主和組織民主問題就落在了傳統的” 民主觀” 之外, 成為其理論的盲點。作為廣義的社會組織, 經濟組織借此金蟬脫殼, 逃脫民主的控製, 成為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化外之地。與此同時, 中國輿論聚焦的卻是國企 (國家控股和國有) /私企 (民主和市場) 這樣的二元結構, 這種二元結構模糊了國企改革應該關注的焦點, 即管理的民主化和生產者/勞動者的積極性之間的互相促進, 而把國企改革引向私有化企業組織這一歧途。當效率成為唯一的目的, 資本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就被遮蔽或取消了。

這一問題, 也正是作為國企的傳統媒體組織在今天面臨的危機。媒體改革的關鍵是資本運作, 運用資本市場做大做強媒介組織。但是媒體組織做大做強的目的和訴求卻不再被追問。當傳媒體製改革以私企的組織結構和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意識形態話語權失控, 從業人員理想主義、專業主義的喪失就實屬必然了。傳媒體製改革目的與途徑之間的背離, 在今天已經到了不得不重新審視的地步。媒體融合既是一個應急式反應, 也是一個戰略性布局。但媒體融合的成功與否, 卻取決於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克服上述的背離。

一言以蔽之, 今天的傳統媒體已經被強有力地吸納到上述新媒體政治經濟的邏輯之中。如果我們不能檢討和反思世界範圍內傳統媒體在捍衛社會公正和民主過程中的教訓, 新媒體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上的全面缺失也必將會到來。當我國的主流媒體把頭版拿來做廣告, 並且當軟文、植入性廣告等成為公開的潛規則, 則主流媒體其實已經開啟自我毀滅的過程。媒體公信力的喪失並不始於新媒體時代, 卻由於新媒體時代而加快了速度。30多年來, 我國媒體的市場化改革必須放置在這個框架下進行考察。

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依賴商品銷售體系的有效完成, 這也使得廣告成為連接傳統媒體與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的樞紐, 反之則由此走向媒體的全能化, 即媒體公司以版權為依托, 實現從物質產品到文化產品的全覆蓋。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成為這一資本主義再生產體系得以完成的動力, 並進而由此綁架政治。新舊媒體之間的轉換, 是此一邏輯的加深。只要這一媒體的市場化動力依然是主導性的, 媒體的脫韁之勢就會繼續拖垮所有既存的框架：從生產方式到意識形態。我國30年媒體改革之路, 始終處於事業單位與企業管理的高強度張力之下。同時, 市場化之維不斷被強化, 由此建立了高度依賴廣告的生存模式, 與之相配套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主導價值觀, 而與之相對的” 事業” 性被削弱, 從而使得張力平衡被打破, 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主導權失落就不足為怪。


（原題《新媒體時代的“未來考古” — 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國傳媒變革》，原刊於《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見：2021-07-26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