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體時代的平臺霸權與中國傳媒變革之間的關係引人注目, 但是迫於各種形勢的壓力而少有人道破真諦。BAT的發展存在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今天傳統媒體生態惡化, 新聞、廣告與新聞業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在今天需要新的理解。當平臺壟斷導致媒體” 社交化” 發生, 主流媒體的” 群眾路線” 與輿情市場化之間的悖論關係需重新界定。在這場逐鹿新媒體的博弈中, 宏觀政策的博弈能否實現共贏？今天更應該探討的是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互利共贏的融合路徑和政策。新媒體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體現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為最廣大人民所用。這既是中國媒體公共性的最大體現, 也是最大挑戰。

编註：BAT——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騰訊。

一、BAT的政治天花板, 還是政治生命線？　　

2015年中國經濟發展壓力加大, 製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重要性愈加凸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劉世錦在2015年9月的一次智庫論壇上提出, “互聯網+” 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 本身並不能提高中國製造業的水平, 製造業轉型升級需要” 工匠意識” 。隨之, “工匠精神” 成為2016年3月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要詞匯。對互聯網如何”加” 製造業, 以及互聯網和製造業的主次關係問題, 原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認為, 在”互聯網+製造業” 中, 製造業應該是主體。

事實上, “互聯網+” 給社會各行業發展帶來一系列沖擊, 尤其是P2P信貸作為互聯網金融方式, 不斷陷入大面積欺詐的醜聞。其背後既有國家背書, 更因為在主流大眾傳媒 (特別是央視) 上的廣告———傳統媒體依賴廣告的贏利模式與P2P企業對國家信用的挪用, 嚴重拖累政府信譽和主流傳媒信任度。2016年3月,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今年將開展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在2016年3月5日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深入推進”中國製造+互聯網” , 取代了原來單一”互聯網+” 的提法。從此, 中國製造也就是實體經濟被放在了互聯網的前面。2016年7月24日, 中國銀監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正式發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 對P2P出臺了一系列負面清單, 嚴厲監管。2017年7月14-15日,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 習近平出席, 他在會上強調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控製金融風險成為此次會議的關鍵詞。

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關係究竟如何？從2015至2016年, 馬化騰提交的議案一直大力呼籲政府全面提升電信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在2016年的全國” 兩會” 上, 馬化騰在其提案《關於進一步推進”互聯網+” 行動計劃落地實施的建議》中強調：” 在政府推動和市場主導下, 電信業、製造業、軟件業等一齊參與到‘互聯網+’的融合發展進程中, 共同推進國民經濟建設, 並取得了跨越式發展。” 馬化騰呼籲國家應從戰略角度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更多資源, “ 推動電信運營企業加大互聯網接入網寬帶化、骨幹網高速化建設力度, 優化網絡結構, 提高網絡性能, 改善互聯網間互聯互通的質量, 在建設4G網絡的同時, 積極加大WIFI佈局, 不斷滿足互聯網業務發展對基礎網絡資源的需求” 。據報道, 截至2015年底, 微信城市服務項目已有16個省78個城市上線運營, 共提供包括公安、交管、社保、醫療等在內的2611項服務, 平均每座城市提供33項服務, 累計服務人次達6881萬。與此同時, 全國開通的政務微信公眾賬號超過10萬, 可實現包括水、電、煤、寬帶、電話費繳納, 出入境業務辦理等在內的多種政務民生服務。上述服務項目其實也是阿里和百度竭力推進的領域。依靠巨大的用戶量, 再滲透至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 這既是騰訊公司起死回生的戰略轉折點, 也是BAT獲得一家獨大的基本邏輯。但是, 這一局面的形成：一方面, 恰恰必須建立在國家對基礎電信服務的公共投入上, 按照中歐國際商學院原院長朱曉明的總結, BAT是電信孵化出的鳩占鵲巢, 具有寄生性。雖然他是從肯定性的市場角度來描述, 卻是一個基本事實。捨此, 則無BAT的崛起, 而其擴張, 也同樣必須建立在國家對基礎設施的投入上。另一方面, 則需要政府讓渡公共服務作為市場, 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由此開啟。

（原題《新媒體時代的“未來考古” — 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國傳媒變革》，原刊於《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注釋與參考文獻從略。見：2021-07-26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