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女孩兒似乎永遠也不會成為成熟的婦人。她們將那份可愛的孩子氣顯示於與親人之間，顯示於與外人之間，或顯示於與自然之間。她們令人難以忘懷之處，就在於她們是女人，卻又是未長成的女人──孩子──女孩子。女性是可愛的，尚未成熟的帶著嬰兒氣息的女性更是可愛的。因為，她們通體流露著人心所向往所喜歡的溫柔、天真與純情。她們之不成熟，她們之嬰兒氣息，還抑制了我們的邪惡欲念。世界仿佛因有了她們，也變得寧靜了許多，聖潔了許多。 

沈從文的嬰兒狀態，使他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女孩兒。她們在沈從文小說中的存在，將“嬰兒狀態”這樣一個題目顯示於我們，令我們去做。 …

沈從文似乎很可笑。當年胡也頻與丁玲吵鬧得一塌糊塗，他竟橫豎看不出有了個“第三者”（馮雪峰）“插足”，還自以為是，傳授秘訣似的向胡也頻講什麼夫妻生活的小科學。初戀時，他向戀人頻頻獻上趕制的舊詩，即便是小城被土匪圍困空中飛著流彈，他也不能放下這種事情，而那個戀人的弟弟在他昏頭昏腦的戀愛季節，巧妙地弄去他不少錢，他竟然遲遲不能發覺。他第一次上講台，竟然十分鐘發懵，說不出一句話來。勉強講了一陣又終於無話可說，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在向他的學生張兆和求愛時，他竟然對他的教員身份毫無顧忌，正處懵懂的張兆和把他的信交給了校長胡適，他也未能放棄他的追求……面對這些故事，我覺得沈從文是個呆子，是個孩子。 …

五 

《圍城》最讓我欣賞的還是它的微妙精神。我高看《圍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一點。寫小說的能把讓人覺察到了卻不能找到適當言辭表達的微妙情緒、微妙情感、微妙關係……一切微妙之處寫出來，這是很需要功夫的。小說家的感應能力和深刻性達不到一定份上，是絕對寫不出這一切的。而一旦寫出了就意味著這位小說家已經進入很高的小說境界了。《紅樓夢》之所以百讀不厭越讀越覺精湛，其奧秘有一半在於它的微妙。我幾次重復過我曾下過的一個結論：一個藝術家的本領不在於他對生活的強信號的接收，而在於他能接收到生活的微弱信號。中國當代小說家的薄弱之處，就正在於他們感覺的粗糙，而缺乏細微的感覺。他們忙於對大事件、大波動的描述，而注意不到那些似乎平常的生活狀態和生存狀態，注意不到那些似乎沒有聲響沒有運動的事物和人情。而事實上，往往正是這些細微之處藏著大主題、大精神和深刻的人性以及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

四

讀《圍城》，你會引申出一個概念：小說是一種智慧。 …

三…

二 

《圍城》是一部反映高級知識分子的長篇。 …

一 

由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錢鐘書的《圍城》在過去各種各樣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著作中，幾乎沒有被給予位置，甚至被忽略不計（同樣影響了當代許多作家的沈從文先生居然也只是被輕描淡寫地提及到的），而一些現在看來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無太大說頭的作家，卻被擡到了嚇人的位置上。如果就從這一點而言，“重寫文學史”又何以不可呢？《圍城》固然不像那位夏志清教授推崇的那樣“空前絕後”（這位先生的文學史寫作更成問題），但，不能不說它確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它的不可忽略之處，首先在於它與那個時代的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鮮明地區別開來，而成為一個極其特殊的現象——從思想到敘事，皆是一種空前的風格，我們很難從那個時代找出其他作品與之相類比。 …

在唐山，北京大學除了有許多諸如“與災區人們共患難”的口號之外，還有一個十分硬性的規定：“決不給災區人們增添一份負擔！”那意思就是，我們即使有錢，也不得在唐山消費，一分也不行。所有給養都是由北京大學從北京城運到唐山，學校車隊的幾輛卡車，晝夜不停地顛簸在北京與唐山相連的道路上，而那時的道路已經被地震嚴重破壞，往來一趟很不容易，況且余震不斷，不時有橋梁再度坍塌或道路再度損壞的消息，維持上千號人的生活，極度困難，經常發生糧油短缺的情況。至於吃魚吃肉，那就是我們的奢望了，況且，在那樣一種家破人亡、一片廢墟的情景中大吃大喝也不合適。我們要下礦，要幫助清理廢墟，要深入醫院、礦山采訪寫報告文學，在饑一頓飽一頓的狀況下，一天一天地疲憊下來，一天一天地瘦弱下來，眼睛也一天天地亮了起來，是那種具有賊光的亮。想吃肉的欲望，想吃肥肉的欲望，一天一天地，像盛夏的禾苗轟隆隆地生長著，盡管空氣里散發著腐爛的屍體氣味，令人有嘔吐的感覺，但吃肉的欲望並沒有因此有所消弱。…

第二天晚上，臨睡覺之前，小一跑到門口，往門外的黑暗里張望了一陣，轉身將門關緊，又將窗簾拉上，彎腰從床下拿出一個用廢報紙包著的東西，然後將睡在這間屋子里的四位同學叫到一起，慢慢地將報紙打開——

“罐頭！”

“罐頭！”

我們同時叫了起來，小一下意識地回頭看了一眼：“小聲點兒！”他將一個玻璃罐頭高高地舉在裸露著的燈泡下，讓我們欣賞著。

燈光下的玻璃瓶發出多刺的光芒。里頭是一塊塊豎著的整齊地碼著的豬肉，它們緊緊地挨著，像一支在走圓場的隊伍。…

若是你提了一塊長條的肥膘肉走在路上，引過許多欣賞的目光，聽到有人讚美說：“膘好！好肉啊！”的時候，你就覺得你今天是個大贏家。而若是你提了一坨沒有光澤的瘦肉走在路上，別人不給予讚美之詞時，你就覺得你今天是很失敗的，低著頭趕緊走路，要不順手掐一張荷葉將那肉包上。

最好的最值得人讚美的肉，是那種肥膘有“一搾厚”的肉：“哎呀，今天的肉膘真肥啊!一搾厚！”在說這句話時，會情不自禁地張開食指和大拇指，並舉起來，好像是沖著天空的一把手槍在向暴民們發出警告。

我們家是屬於那種能吃到肥膘“一搾厚”的人家。…

小時候，總想長大了做一個屠夫，殺豬，能頓頓吃大肥肉，嘴上整天油光光的——油光光地在田野上走，在村子里走，在人前走，特別是在那些嘴唇焦干、目光饑餓、瘦骨伶仃的孩子們面前走。

在村子里，一個殺豬的屠夫竟是有很高位置的人，人們得奉承他，巴結他，得小心翼翼地看他的臉色。你要是讓他厭煩了，惱火了，憤怒了，從此就很難再吃到好肉了。所謂的好肉，就是肥肉多瘦肉少的那種肉，厚厚的一長條肥肉上，只有矮矮的一溜瘦肉，七分白三分紅，很漂亮。

那是一個全民渴望肥肉的時代。…

在這個世界上，最深切地領會了小說這一妙處的，大概普魯斯特為第一人。

與一般的小說家不一樣，他不怎麽面對現實。他蔑視觀察——觀察是無用的，沒有足夠時間距離的觀察，只是社會學家的觀察，而不是文學家的觀察。文學與“當下”只能限於露水姻緣，文學應與“過去”結為伉儷，白頭偕老。“此刻”猶如尚未長成的魚苗，必須放養，等到秋老花黃，方可用回憶之網將其網住。“今天”須成“昨日”。普魯斯特的選擇，也許純粹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他無法透過臥室的窗子看到廣闊的田野、人潮洶湧的廣場，他只能回憶從前。…

我有一部作品叫《紅瓦》，剛出來時，一位批評家指出，他沒有想到我會這樣寫“文化大革命”。因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寫集體性的記憶。那個大家共同認可的“文革”、那個戴帽子遊街的“文革”、那個批斗的“文革”、那個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實，每個人的“文革”是不一樣的。我的“文革”就不是如此。我可以告訴大家，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最好的教育是在“文革”中接受的。為什麽呢？因為當時蘇州城的名師被下放到我那樣一個偏僻的鄉村，匯聚在一個普通的鄉村中學里。我的語文老師是最好的語文老師，物理老師是最好的物理老師，數學老師是最好的數學老師，甚至教我打籃球的老師都是最好的體育老師。…

什麽叫文學？

文學就是一種用來書寫個人經驗的形式。

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那個作家在創作時尊重了自己的個人經驗、是以個人的感受為原則的，那麽他在實質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觀天的。…

面對博爾赫斯與卡爾維諾的懸想——故弄玄虛，我們怎麽想？我們是否太實際了一些？我們的心思在哪兒？我們思想的拋物線是否顯得太短促了一些？我們的念頭是否太功利了一些？我們的文學所關心的問題是什麽問題？是房子問題、糧食問題。博爾赫斯的阿根廷、卡爾維諾的意大利並非不存在房子問題和糧食問題。與阿根廷比鄰的巴西，是南美最富的國家，但到處是貧民區。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對面是一座山，整個山上都住的是窮人——與世界其他城市不一樣，其他國家的大城市，是窮人住在山下，富人住在山上，而里約熱內盧的山上住的都是窮人。那座山是里約熱內盧最著名的貧民區，叫小農莊，住了大約30萬貧民，警察三兩個是不敢進去的，進去就被幹掉了。每天我推開窗子往外看，就看到那山上危房密布、風雨飄搖。我沒有去過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但我能想見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房子問題會比里約熱內盧的糟糕。可是，我們不可能指望博爾赫斯會去寫關於房子問題的小說。他只能向我們訴說關於時間的問題、關於空間的問題以及種種由玄想而產生的非常形而上的問題。 …

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正前方矗立的事物，都具有方正、笨重、體積巨大、難以推動等特性。大，但並不一定就有內容，並可能相反，它們是空洞的，並且是僵直的，甚至是正在死亡或已經死亡了的。

我們很少看到卡爾維諾是正面觀察的姿態。他的目光與我們的目光並不朝向一個方向。容易引起我們注意的，卡爾維諾恰恰毫無興趣。而那些被我們所忽略不計的東西，恰恰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被常人忽略不計的輕，正是因為輕，才被我們忽略不計。卡爾維諾看我們之非看。嘆息、微光、羽毛、飛絮，這一切微小細弱的事物，在他看來恰恰包容著最深厚的意義。細微之處深藏大義。…

全書九章，共敘述城市55座。書中的所有數字，都具有隱喻性與象征性。

像風箏一樣輕盈的城市，像花邊一樣通透的城市，像蚊帳一樣透明的城市，像葉脈的城市，像手紋一樣的城市……這些城市絡繹不絕地出現在他們的想像里。它們顯示著帝國的豪華與豐富多彩，同時也顯示著帝國的奢侈與散亂。

天要亮了，馬可波羅說，陛下，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城市都向你一一描述了。可忽必烈汗說，不，還有一座城市你沒有說——威尼斯。馬可波羅笑了：你以為我一直在講什麽？在我為您描述的所有城市中，都有威尼斯。這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說，我想，這應該是你要看的一千部小說中的一部。（笑聲）…

博爾赫斯一向害怕鏡子，還因為它的生殖則是一種僵死的復制。在鏡子中，他倘若能看到一個與自己有差異的形象，也許他對鏡子就並不怎麽感到可怕了，使他感到可怕的是那個鏡子中的形象，居然就是他自己的純粹翻版。博爾赫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對“克隆”提出哲學上的、倫理學上的疑義的人之一。（笑聲）





他無法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一天早晨起來，他走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見到了無數的人，但他們都是一模一樣的面孔。這太可怕了!所以“復制”、“重復”、“循環”、“對稱”這些單詞總是像枯藤一般糾纏著他的思緒與靈魂，使他不能安寧。他希望博爾赫斯永遠只能有一個，就像是上帝只有一位一樣。…

我們本來應該是那個放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