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現代短篇小說的一大原則，便是表達故事含義的方法，不用“訴說”，而用“呈示”。白先勇嚴格遵守這一項原則。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臺北人》裏，例如《永遠的尹雪艷》、《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思舊賦》、《孤戀花》等篇，由於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來表達故事旨意，所以相當難解。另外又有幾篇，由於呈現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們覺得比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橋榮記》是另一篇。

實際上，《花橋榮記》和《一把青》，頗有一些相似之處。兩篇同樣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法；兩篇同樣藉由敘述者的觀點與口吻，道出小說主角的故事。《花橋榮記》的敘述者，是個早已邁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飯店老板娘。她的爺爺從前在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開一家米粉店，叫“花橋榮記”，生意昌隆，家喻戶曉。後來她嫁給一個軍人，還當過幾年營長太太，不料蘇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隨軍眷撤來臺灣，流落在臺北，為了謀生，便在長春路底開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橋榮記”。

光顧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廣西同鄉，但只有盧先生一人，和她同樣來自桂林，盧先生是長春國校的國文老師，初來飯店包飯時，年紀不過卅五六，長得高瘦青白，舉止斯文有禮，從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長得十分清秀體面，可是頭發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皺紋，頗看得出老。相談之下，敘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門子弟，桂林水東門外那問培道中學，就是他爺爺辦的。敘述者見他是桂林同鄉，知禮識數，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規矩，而且除了教書，又自己養雞賺錢，已有一筆積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兒秀華，和他撮合成親。（秀華的軍人丈夫，在大陸上也一樣的沒了消息。）不料盧先生一口回絕，說他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原來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錦緞商羅家的女兒，和他是培道的同學，沒逃出來。

不久，有一陣子，盧先生突然顯得喜氣洋洋。敘述者探問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羅小姐聯絡上，她本人已到廣州，只等盧先生寄十根金條去，就能愉渡逃出來臺灣和他成親。盧先生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剛好抵得十根金條。於是他興奮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羅小姐重聚。卻沒料到他表哥原來是個騙子，把錢吞了，就說不知道有這回事。重聚的美夢，連同十五年的辛苦積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這件事發生後不久，盧先生突然變成另外一個人。他姘上一個潑辣浪蕩的洗衣婦阿春，終日耽溺於性欲之滿足，並把自己花白的頭發染得漆黑，臉上塗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勞累自己，躬身服侍這個“囂張”“肉彈彈”的潑婦，跟在她屁股後頭走。可是沒多久，阿春就開始在盧先生房裏偷人。他回去捉好，卻被好夫一腳踢倒地上，又被阿春“連撕帶扯，一口過去，把盧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個”。他在床上養傷許久，傷好後，身上耗剩一把骨頭。一日，他照例領著一群剛放學的小學生在街上走。由於學生喧鬧嘻笑，他突然大發脾氣，抓住一個小女生出氣，拍她一已掌，大叫大罵，引起街上一大風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間書桌上，悄悄去世。驗屍官驗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欄上填了“心臟麻痹”。由於盧先生還虧欠一筆飯錢，敘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間，想拿他的一點東西來抵押。卻意外看見他房間墻上，懸著幾幅照片，中間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橋頭站著一男一女，男的是盧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羅家姑娘。兩人看來都異常靈秀純凈，笑瞇瞇地緊依著，都不過是十八九歲的模樣。盧先生房裏沒什麽值錢的東西，敘述者便把這幅照片帶走，打算把它掛在飯店裏，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她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這個花橋橋頭，那路口子上。

《花橋榮記》這個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觀者的身分，來敘述她親眼看到的另一個人的故事。而兩篇裏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盧先生，同樣是前後判若兩人。此外，這兩篇小說的又一相似點，即這兩個敘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們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頗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樣，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盧先生之盼望和羅小姐重聚，夢裏想著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這兩個敘述看，雖然心懷隱痛，想念過去，卻能和命運取得妥協，接受現實過日子，所以不致於突然間判若兩人，結果或如朱青，心靈喪亡，或如盧先生，死於非命。

然而作者對這兩篇小說的處理方式，卻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兩個主角的命運轉捩點，時機不同，朱青的改變，起源於國軍與共軍交戰時她丈夫之死難。所以她的改變，和時勢暗合在一起。盧先生的改變，則源於他和羅小姐重聚幻想的破滅，而不源於當時和她的別離。來臺灣以後十五年內，他一直以為別離是暫時的，一顆心緊緊攀住過去，充滿希望，充滿耐心，等著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盧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線，在於十五年後理想粉碎之時。

此兩篇小說處理方式的另一不同點，即作者對人物的呈現與刻劃，重點有異，《花橋榮記》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說裏所占分量，重得多。這倒不是說《花橋榮記》的敘述者，和主角之間，關系比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間的關系，比起老板娘和盧先生，要來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裏，秦老大這個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屬性的；朱青是小說裏顯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敘述中所提到的一點關於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來當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們雖也可從秦老大的敘述內容和口吻，窺知她大致是怎樣一個人，作者卻沒有意思特別去刻劃她的為人和性格，《花橋榮記》的老板娘一角，卻不居“附屬”地位，有其獨立之重要性。她的敘述，某些部分，和盧先生完全無關。可是從頭至尾，不管她說的是自己生活圈子裏的瑣事，或是盧先生的故事，卻都同樣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個性。而且我們感覺得出，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從這一點來論，我們也很可以把老板娘當做這篇小說的主角。

細讀《花橋榮記》，我們不禁再度贊嘆白先勇寫實力之驚人。裏面的角色，不論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尋味的，還是說話人自己，因為，從她那些對別人品頭論足的閑話中，從她講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氣中，從她對人對事的反應和評價中，我們不僅看到活生生的盧先生，和同樣活生生的一批社會小人物，我們更看到她自己——一個心地不錯、驕傲於自己過去，喜與人搭訕聊天、有虛榮心、也有點勢利眼、頗俗氣、頗風趣、愛探聽別人閑事、富人情味但更關心自己目前生計的中下階級飯店老板娘。

好一個有血有肉，逼真實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備她這般年齡的女人常有的特點，偏見和毛病：

一、喜歡追憶並誇言自己當年之風采。她追敘自己年幼時，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館人家，那些闊太太“看見我長得俏，說話知趣”，就塞給她一把把的賞錢。又，她對光顧她飯店的那批老光桿子說：“你們莫錯看了我這個春夢婆，當年在桂林，我還是水東門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們爺爺掌櫃，桂林行營的軍爺們，成群結隊，圍在我們米粉店門口，像是蒼蠅見了血，趕也趕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樣把我搭上的。”

二、喜歡做媒，做不成就懊惱。秀華本來無意再嫁，但因“秀華和盧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兩人配成了對，倒是一段極好的姻緣”，所以老板娘苦口婆心勸誡她，一方面又去打聽盧先生的“家當”，探知他養雞賺的錢，利上加利，“起碼有四五萬，老婆是討得起的了”，便歡歡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請兩人吃飯做媒。盧先生的拒絕，“氣的我混身打顫，半天說不出話來，天下也有這種沒造化的男人！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

三、地域觀念與勢利眼。老板娘只愛自己家鄉，看不起他鄉。米粉，當然啰，只有桂林花橋榮記的才最好，“什麽雲南過橋細粉！”專愛探人陰私的顧太大，是“那個湖北婆娘”。潑辣浪蕩的阿春，是“那個臺灣婆”。同樣廣西同鄉，如果是“榮縣、武寧，那些角落頭跑出來的，一個個齜牙咧嘴。滿口夾七夾八的土話，我看總帶著些苗子種。那裏拼得上我們桂林人？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著幾分山水的靈氣？”秀華後來終於出嫁，而且嫁得一個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諒了盧先生。“倒底算他是我們桂林人，如果是外鄉佬！”老板娘不僅對人的出生地，用“勢利眼”相看，她對闊綽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記得桂林那些“大公館”的人物，並說：“能怨我偏向人家盧先生嗎？人家從前還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樣也落了難。”

四、愛嘮叨，多管閑事。老板娘顯然是個外向人物，很喜歡同人打交道，搭訕聊天，難怪“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戶，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她向顧客吹說她以前是多麽美的一個美女，便是她“多話”之一證。那些廣西同鄉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歡品頭論足，說人是非。她嚕嚕蘇蘇評議李老頭子和秦癲子，就是好例子。老板娘取笑顧太太（盧先生的房東）：“這個湖北九頭鳥，專愛探人陰私。”其實，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還不是津津樂道別人的“陰私”：什麽秦癲子“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癡”啦，又批評阿春“兩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勝枚舉。當顧太太告知她盧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兩人如何大白天裏赤精大條的性交，她嘴裏雖然嗔怪顧太太“包打聽，誰家媳婦偷漢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卻也聽得好感興趣的。

除了上述這些中國社會的中老年婦人常犯的“通病”，又因為老板娘是一個小生意人，深知維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現實的眼光和作風，總是以“賺錢過活”為第一要務。她抱怨來她店裏吃飯的小公務員，“個個的荷包都是幹癟癟的……想多榨他們幾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李老頭子上吊後，“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自了一頓”。因而抱怨道：“我們開飯館，是做生意，又不是開救濟院”。好難得碰見盧先生這麽一個桂林同鄉，來店裏包飯，當然她要特別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豬肉都是瘦的。每禮拜又親自下廚一次，特地為他做一碗免費的冒熱米粉，好親切！好有人情味！卻又不完全是這麽回事。“我這麽已結他，其實還不是為了秀華。”原來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兒做媒來了！盧先生的拒絕，使她氣急敗壞：“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誰不是三百五一個月的飯錢？一律是肥豬肉！”如此，老板娘做事，常是有現實動機的。後來盧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為了去替他掉一把淚，而是想拿點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飯店的兩百五十塊錢。最後她決定拿走那幅桂林水東門外花橋的照片，還是因為“盧先生房裏，什麽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

我們還註意到，盧先生的房東顧太大，平時是老板娘的麻將搭子，兩人往來甚密，總是一同說長道短，論人是非，又談又笑，不亦樂乎。可是老板娘到盧先生房裏找東西抵押飯錢的時候，顧太太原先的“滿面笑容”卻變成了“冷笑”，說道：“還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錢，我向誰討？”便愛理不理的掉頭走開。而老板娘，環顧盧先生空空的房間，暗想：“那個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東西！”人常是這樣的，特別是生意人。平時一道玩，一道笑，可是一旦利害沖突，就冷言冷語，互相猜忌。這真是逼真不過的寫實！

然而，現實生活撇開不論，老板娘卻也有一顆溫暖的心，和人情味。盧先生被表哥欺騙，理想破滅之後，“我看他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便又恢復了我送給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熱米粉”。李老頭子、秦癲子、盧先生死後，老板娘都為他們燒錢紙，這固然是為了求回自己店門的吉利，卻也不能說沒有人情的成分在內。一日，盧先生臉色灰敗，只扒一口飯就往外走，她便“趕忙追去攔住他”，問個究竟。後來盧先生兩禮拜沒來店裏吃飯，“我以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卻才得知他姘上了阿春。她的關切，總是摻雜著愛管閑事的成分，但總能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雖然如此，在小說全文六節段中，只有一節段，真正展示出隱含在她現實個性裏的那麽一點“柔腸”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園納涼，偶然遇見盧先生獨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節。

由於盧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戲，這個曾是“大戲迷”的老板娘，突然間興起了一份鄉愁。她說好說歹央求，盧先生終於調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貴回窯》。這出桂戲，是講唐朝大將薛平貴征番邦，被虜，在番邦與公主結婚，他的發妻王寶釧在寒窯中苦守十八年，才等著平貴回窯。老板娘聽著盧先生以清潤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寶釧”，突然間“不禁有點刺心起來”。

她之感覺“刺心”，當然，是因為聯想到自己的遭遇命運。她把自己聯想成王寶釧，苦守到老，卻又覺得連王寶釧都不如，因為人家到底把薛平貴等著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遠等不回來的了。她和盧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會，聽著他隨便拉弦，居然朦朦朧朧睡去。夢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貴又變成了我先生，騎著馬跑了過來”。

由此可見，雖然老板娘多年前就夜裏夢過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經先走了”；雖然她勸秀華改嫁時，能夠憑著理智說“早知如此，十幾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裏卻還保留著一個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會回到她身邊來。盡管她每日在現實中過活，總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靈深處卻暗藏一份說不出口的悲哀。當她因聽到盧先生拉桂戲而偶然觸動這份悲哀，突然之間她好像性格完全改變，變得嚴肅起來，高貴起來，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敘述“語氣”傳達這一印象）。這，正和金大班回憶初得月如童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暫時刻，老板娘的日常俗氣一滌而凈，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於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關切地（不是多管閑事地），問起盧先生關於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盧先生拉桂戲這一節（全文六節中較短的第三節），除了上面解釋的含義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板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敘的盧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種意義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貴，就不單暗示老板娘在夢中苦等失蹤的丈夫，也暗示盧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戀愛的羅家姑娘。（當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臺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終於等著了薛平貴。可是盧先生、老板娘等人，卻空空的白等一場。這，當然是很具有反諷意味的。

《花橋榮記》的悲劇主角，當然還是盧先生這個人。我們可以從老板娘的瑣碎敘述描繪中，歸納得知他原是一個斯文爾雅，具有異常溫柔心腸，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潔凈善良，堅貞不渝的中年男子，敘述者平日見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護一大隊小學生過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見他那副極有耐心的樣子，總使我想起：我從前養的那只性情溫馴的大公雞來，那只公雞竟會帶小雞的，它常常張著雙翅，把一群雞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盧先生比喻為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可見他是一個頗具女性溫柔氣質的男人。後來他唱桂戲，“我沒料到，他還會唱旦角呢，挺清潤的嗓子，很有幾分小金鳳的味道”。這也暗示他多少有點女性化的傾向。

居臺十五年內，他緊緊擁抱終有一天能和羅小姐相聚成親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尋常的耐心，堅貞自守，滿懷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從不自憐自艾。比如他唱《回窯》後，老板娘還會“籲了一口氣”，感嘆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貴等著了——”可是盧先生，卻連一聲嘆息都不發，只“笑了一笑，沒有作聲”。

表哥從香港傳給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積的希望，提升到最高xdx潮。他兩手“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註意的是，這封他以為是羅家姑娘寫的信，其實是他表哥偽造的。作者如此暗示，盧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緊捏之理想，其實是一個沒有實質，不能實現的幻想。

當他終於領悟受騙，這一現實之重棒，把他的理想擊成粉碎。他喪失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就是暗示他喪失積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這份喪失，不是由於他自己的任何過錯或罪咎，卻是由於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騙”。所以他受表哥欺騙，即意味受命運欺弄。以象征含義來解釋，表哥就是詭譎不可測的命運之“神”或“魔”。難怪盧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後，盧先生變成了完全相反的一個人。他變得自暴自棄，淩辱自己潔凈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彈彈”的阿春廝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盧先生長久壓抑的“肉性”。他之低頭屈服於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囂張作勢，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靈”，把“靈”殲滅。改變以後的盧先生，溫柔氣質沒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沒有了（拿小學生出氣），弦子也不拉了（“弦子還掛在墻壁，落滿了灰塵”）。他變得自憐起來，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頭發胡亂染得漆黑，臉上用雪花膏塗得粉白。這種悲槍可憫的無用企圖，卻使老板娘想起一個五十大幾的老戲子，唱扇子生，化裝表演“寶玉哭靈”，可是遮蓋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裏直難過。

“靈”的喪亡，就是人性尊嚴的喪亡。盧先生捉好，被打傷咬傷，就是作者以身體之遭受殘虐，影射靈魂之遭受殘虐，以及人性尊嚴的碎裂掃地。盧先生傷愈後，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頭發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著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對這樣一個喪失了尊嚴的人，難怪“他一進來，我們店裏那些包飯的廣西佬，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著他笑”。

這篇小說既然是從老板娘的觀點寫成的，作者當然不曾探入盧先生的思想意識。但我們可以想像盧先生的內心，該是多麽的憎厭痛恨這個改變以後的自己。領小學生在街上走路，一個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來，他就認定是在笑他。他覺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對這一個女生泄忿，其實就是對他自己泄忿，被人架著拖走時，他還雙手亂舞，嘴冒白沫，大聲喊罵：“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卻是喪失了人性尊嚴的自己。

而他終於如願——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於死亡的，不是什麽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靈魂。難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盧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驗屍官在死因欄上寫“心臟麻痹”，並沒錯誤。

這，便是盧先生靈和肉的悲劇故事。由於他本來是那樣一個溫柔、高尚、貞潔的人，他突然間的直線墮落，以及靈肉相互的毀滅，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憫。而美好的過去，和醜陋的現在，兩者之間的對比對照，就是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

我已提過，細品這篇小說，我們會驚於作者的寫實能力。裏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躍紙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寫，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們隨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紹描寫洗衣婦阿春：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xx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裏，一個賣菜的小夥子，不知怎麽犯著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蹌，劈劈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幹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這樣活潑生動的描寫，不僅把人物勾畫得栩栩如生，同時也釀造出一種有點誇張滑稽的語氣，反映出敘述者日常的生活態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個寫實能手，但他並不單單為了寫實目的而寫實。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偉大的作家，例如法國寫實大師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過，氣勢磅礴，令人嘆為觀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脫離，獨立存在，不與情節動作或小說主題發生關聯。這卻是現代小說寫作的一大忌諱。

我們如果把《花橋榮記》這篇小說，硬邦邦地解釋為盧先生的故事，則作者讓老板娘嚕嚕蘇蘇道出自己生活瑣事，又介紹描寫李老頭子、秦癲子等廣西同鄉顧客，就好像也犯了巴爾紮克的毛病。小說六節中的第一節，事實上就和盧先生毫無關系。可是老板娘這些好似無謂又無目的的絮聒，實際上都是有作用的。

貫聯這篇小說的大小細節，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題意識。這一主題意識，從小說的開頭，一直穿流到小說的末尾。試看小說開始幾句：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當當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說結尾幾句：

我好指（照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漓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如此，小說以爺爺的花橋榮記開始，又以爺爺的花橋榮記結束。首尾都是有關花橋的光榮過去的記述，難怪作者取名為《花橋榮記》。小說的起點和終點，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繞一個圓圈，又回返到原來的地方。而循著情節的圓周，潛流於內的，就是“想當年”的感慨意識和鄉愁意識。

確實，這一主題意識，即“今不如昔”的感觸，在小說裏一再起伏出現。我在這篇論文開頭，已經提過，《花橋榮記》一篇，采用比較明顯的方式呈示主題。我們確可輕易從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對比的明顯例子。小說開頭，在介紹爺爺那家“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花橋榮記之後，敘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而她現在這麽個“春夢婆”，當然不比在桂林時那“有名的美人”。來飯店包飯的李老頭子，“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裏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現在流落在臺北，又老又病，被兒子遺棄，最後上吊一死，另一個秦癲子，“在廣西榮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可是現在，在市政府調戲女職員，被開除，又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額頭開花，最後跌進陰溝裏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過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現在”的臺北：

我們那裏，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臺北這種地方？今年臺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過，就盧先生而言，“今”與“昔”的界線，是他來臺十五年後理想之破滅。而我已詳細討論，理想破滅之前之後的他，是怎樣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帶領學生過街這同一件事，來比較今昔：從前他極有耐心，像一只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後來他變得暴躁易怒，甚至動手打人。盧先生之前後判若二人，當然就是這篇小說今昔對比主題的最有力的呈現。

小說結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盧先生少年時期和羅小姐合照的相片。“盧先生還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幹幹凈凈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這樣年輕純潔的模樣，和老板娘初見盧先生時所見的“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之模樣，之間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們再拿他墮落以後染發抹膏的小醜模樣來相較，這一尖銳對比，刺激得令人心酸。過去，盧先生心靈戀愛的羅家姑娘，長得“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鳳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這樣一個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體終於姘上的“肉彈彈”潑辣浪婦，真是有天地的差別。

總而言之，作者在這篇小說裏，表達“今昔對比”主題的方式，是多方面進行的：

一、藉盧先生的故事來呈現主題。

二、藉敘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來呈現主題。

三、藉李老頭子、秦癲子等配角遭遇來呈現主題。

四、藉敘述者的嘮叨和她對人對事的主觀評語來呈現主題。

而今與昔的對比，就是肉與靈的對比，就是俗垢與純凈的對比。由於時光不斷流逝，不肯暫停，沒有人能長保青春，不受年歲的腐蝕汙染，花橋榮記位於“長春”路底。盧先生在“長春”國校教書，當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另有一點，也順便說一下。像這篇小說的這樣一個結尾內容，即以一張年輕時的照片來引發今昔之感，如果處理得不好，很容易流於“感傷過度”（sentimentality）。白先勇卻十分機巧地回避了這個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敘述者的現實態度，來中和題材的感傷性，我說過，老板娘來盧先生住所的動機，完全現實，便是想拿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的飯錢。她看到這幅照片，全是出於偶然的。她根本無意尋找“紀念品”。而她對這幅照片發生興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盡管她很仔細的檢視相片裏的兩個後生（如此我們才見到盧先生少年時的樣子，而得以比較今昔），並對這一對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長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可是她對照片人物的這份興趣，是一時的，鑒賞性的，無關痛癢的。要不是裏面的背景，能讓她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自己的過去，誇耀她爺爺那家“招牌響當當”的花橋榮記，那麽，盧先生房裏就是真的“什麽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她也不會想到要把這幅照片帶走的。

其實，說起來，不僅是小說結尾，而是盧先生的整個悲劇故事，單就題材本身來說，過於感傷化（sentimental），過於戲劇化（melodramatic）。白先勇卻十分巧妙地藉由敘述者現實、輕松、風趣的“語氣”或“語調”（tone）控制抵擋住這兩種趨向。大凡一個小說作者，寫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不在於選用什麽樣的題材，而在於如何處理他所選用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