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花橋榮記》的寫實架構與主題意識

寫作現代短篇小說的一大原則,便是表達故事含義的方法,不用“訴說”,而用“呈示”。白先勇嚴格遵守這一項原則。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臺北人》裏,例如《永遠的尹雪艷》、《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思舊賦》、《孤戀花》等篇,由於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來表達故事旨意,所以相當難解。另外又有幾篇,由於呈現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們覺得比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橋榮記》是另一篇。

實際上,《花橋榮記》和《一把青》,頗有一些相似之處。兩篇同樣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法;兩篇同樣藉由敘述者的觀點與口吻,道出小說主角的故事。《花橋榮記》的敘述者,是個早已邁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飯店老板娘。她的爺爺從前在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開一家米粉店,叫“花橋榮記”,生意昌隆,家喻戶曉。後來她嫁給一個軍人,還當過幾年營長太太,不料蘇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隨軍眷撤來臺灣,流落在臺北,為了謀生,便在長春路底開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橋榮記”。

光顧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廣西同鄉,但只有盧先生一人,和她同樣來自桂林,盧先生是長春國校的國文老師,初來飯店包飯時,年紀不過卅五六,長得高瘦青白,舉止斯文有禮,從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長得十分清秀體面,可是頭發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皺紋,頗看得出老。相談之下,敘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門子弟,桂林水東門外那問培道中學,就是他爺爺辦的。敘述者見他是桂林同鄉,知禮識數,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規矩,而且除了教書,又自己養雞賺錢,已有一筆積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兒秀華,和他撮合成親。(秀華的軍人丈夫,在大陸上也一樣的沒了消息。)不料盧先生一口回絕,說他在大陸上早訂過婚了的。原來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錦緞商羅家的女兒,和他是培道的同學,沒逃出來。

不久,有一陣子,盧先生突然顯得喜氣洋洋。敘述者探問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羅小姐聯絡上,她本人已到廣州,只等盧先生寄十根金條去,就能愉渡逃出來臺灣和他成親。盧先生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剛好抵得十根金條。於是他興奮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羅小姐重聚。卻沒料到他表哥原來是個騙子,把錢吞了,就說不知道有這回事。重聚的美夢,連同十五年的辛苦積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這件事發生後不久,盧先生突然變成另外一個人。他姘上一個潑辣浪蕩的洗衣婦阿春,終日耽溺於性欲之滿足,並把自己花白的頭發染得漆黑,臉上塗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勞累自己,躬身服侍這個“囂張”“肉彈彈”的潑婦,跟在她屁股後頭走。可是沒多久,阿春就開始在盧先生房裏偷人。他回去捉好,卻被好夫一腳踢倒地上,又被阿春“連撕帶扯,一口過去,把盧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個”。他在床上養傷許久,傷好後,身上耗剩一把骨頭。一日,他照例領著一群剛放學的小學生在街上走。由於學生喧鬧嘻笑,他突然大發脾氣,抓住一個小女生出氣,拍她一已掌,大叫大罵,引起街上一大風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間書桌上,悄悄去世。驗屍官驗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欄上填了“心臟麻痹”。由於盧先生還虧欠一筆飯錢,敘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間,想拿他的一點東西來抵押。卻意外看見他房間墻上,懸著幾幅照片,中間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橋頭站著一男一女,男的是盧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羅家姑娘。兩人看來都異常靈秀純凈,笑瞇瞇地緊依著,都不過是十八九歲的模樣。盧先生房裏沒什麽值錢的東西,敘述者便把這幅照片帶走,打算把它掛在飯店裏,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她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這個花橋橋頭,那路口子上。

《花橋榮記》這個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觀者的身分,來敘述她親眼看到的另一個人的故事。而兩篇裏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盧先生,同樣是前後判若兩人。此外,這兩篇小說的又一相似點,即這兩個敘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們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頗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樣,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盧先生之盼望和羅小姐重聚,夢裏想著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這兩個敘述看,雖然心懷隱痛,想念過去,卻能和命運取得妥協,接受現實過日子,所以不致於突然間判若兩人,結果或如朱青,心靈喪亡,或如盧先生,死於非命。

然而作者對這兩篇小說的處理方式,卻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兩個主角的命運轉捩點,時機不同,朱青的改變,起源於國軍與共軍交戰時她丈夫之死難。所以她的改變,和時勢暗合在一起。盧先生的改變,則源於他和羅小姐重聚幻想的破滅,而不源於當時和她的別離。來臺灣以後十五年內,他一直以為別離是暫時的,一顆心緊緊攀住過去,充滿希望,充滿耐心,等著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盧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線,在於十五年後理想粉碎之時。

此兩篇小說處理方式的另一不同點,即作者對人物的呈現與刻劃,重點有異,《花橋榮記》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說裏所占分量,重得多。這倒不是說《花橋榮記》的敘述者,和主角之間,關系比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間的關系,比起老板娘和盧先生,要來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裏,秦老大這個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屬性的;朱青是小說裏顯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敘述中所提到的一點關於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來當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們雖也可從秦老大的敘述內容和口吻,窺知她大致是怎樣一個人,作者卻沒有意思特別去刻劃她的為人和性格,《花橋榮記》的老板娘一角,卻不居“附屬”地位,有其獨立之重要性。她的敘述,某些部分,和盧先生完全無關。可是從頭至尾,不管她說的是自己生活圈子裏的瑣事,或是盧先生的故事,卻都同樣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個性。而且我們感覺得出,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從這一點來論,我們也很可以把老板娘當做這篇小說的主角。

細讀《花橋榮記》,我們不禁再度贊嘆白先勇寫實力之驚人。裏面的角色,不論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尋味的,還是說話人自己,因為,從她那些對別人品頭論足的閑話中,從她講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氣中,從她對人對事的反應和評價中,我們不僅看到活生生的盧先生,和同樣活生生的一批社會小人物,我們更看到她自己——一個心地不錯、驕傲於自己過去,喜與人搭訕聊天、有虛榮心、也有點勢利眼、頗俗氣、頗風趣、愛探聽別人閑事、富人情味但更關心自己目前生計的中下階級飯店老板娘。

好一個有血有肉,逼真實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備她這般年齡的女人常有的特點,偏見和毛病:

一、喜歡追憶並誇言自己當年之風采。她追敘自己年幼時,在桂林,跟奶奶送米粉到大公館人家,那些闊太太“看見我長得俏,說話知趣”,就塞給她一把把的賞錢。又,她對光顧她飯店的那批老光桿子說:“你們莫錯看了我這個春夢婆,當年在桂林,我還是水東門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們爺爺掌櫃,桂林行營的軍爺們,成群結隊,圍在我們米粉店門口,像是蒼蠅見了血,趕也趕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樣把我搭上的。”

二、喜歡做媒,做不成就懊惱。秀華本來無意再嫁,但因“秀華和盧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兩人配成了對,倒是一段極好的姻緣”,所以老板娘苦口婆心勸誡她,一方面又去打聽盧先生的“家當”,探知他養雞賺的錢,利上加利,“起碼有四五萬,老婆是討得起的了”,便歡歡喜喜做一桌子的桂林菜,請兩人吃飯做媒。盧先生的拒絕,“氣的我混身打顫,半天說不出話來,天下也有這種沒造化的男人!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

三、地域觀念與勢利眼。老板娘只愛自己家鄉,看不起他鄉。米粉,當然啰,只有桂林花橋榮記的才最好,“什麽雲南過橋細粉!”專愛探人陰私的顧太大,是“那個湖北婆娘”。潑辣浪蕩的阿春,是“那個臺灣婆”。同樣廣西同鄉,如果是“榮縣、武寧,那些角落頭跑出來的,一個個齜牙咧嘴。滿口夾七夾八的土話,我看總帶著些苗子種。那裏拼得上我們桂林人?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著幾分山水的靈氣?”秀華後來終於出嫁,而且嫁得一個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諒了盧先生。“倒底算他是我們桂林人,如果是外鄉佬!”老板娘不僅對人的出生地,用“勢利眼”相看,她對闊綽家庭出身的人,也另眼看待。她牢牢記得桂林那些“大公館”的人物,並說:“能怨我偏向人家盧先生嗎?人家從前還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樣也落了難。”

四、愛嘮叨,多管閑事。老板娘顯然是個外向人物,很喜歡同人打交道,搭訕聊天,難怪“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戶,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她向顧客吹說她以前是多麽美的一個美女,便是她“多話”之一證。那些廣西同鄉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私事,她都了如指掌,而且喜歡品頭論足,說人是非。她嚕嚕蘇蘇評議李老頭子和秦癲子,就是好例子。老板娘取笑顧太太(盧先生的房東):“這個湖北九頭鳥,專愛探人陰私。”其實,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她自己,還不是津津樂道別人的“陰私”:什麽秦癲子“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啦,“我看八成是花癡”啦,又批評阿春“兩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等等,例子不勝枚舉。當顧太太告知她盧先生如何和阿春姘上,兩人如何大白天裏赤精大條的性交,她嘴裏雖然嗔怪顧太太“包打聽,誰家媳婦偷漢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可是自己卻也聽得好感興趣的。

除了上述這些中國社會的中老年婦人常犯的“通病”,又因為老板娘是一個小生意人,深知維持生活之不易,她具有十分現實的眼光和作風,總是以“賺錢過活”為第一要務。她抱怨來她店裏吃飯的小公務員,“個個的荷包都是幹癟癟的……想多榨他們幾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李老頭子上吊後,“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自了一頓”。因而抱怨道:“我們開飯館,是做生意,又不是開救濟院”。好難得碰見盧先生這麽一個桂林同鄉,來店裏包飯,當然她要特別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豬肉都是瘦的。每禮拜又親自下廚一次,特地為他做一碗免費的冒熱米粉,好親切!好有人情味!卻又不完全是這麽回事。“我這麽已結他,其實還不是為了秀華。”原來是想替她先生的侄女兒做媒來了!盧先生的拒絕,使她氣急敗壞:“他還想吃我做的冒熱米粉呢!誰不是三百五一個月的飯錢?一律是肥豬肉!”如此,老板娘做事,常是有現實動機的。後來盧先生去世,她到他住所去——不是為了去替他掉一把淚,而是想拿點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飯店的兩百五十塊錢。最後她決定拿走那幅桂林水東門外花橋的照片,還是因為“盧先生房裏,什麽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

我們還註意到,盧先生的房東顧太大,平時是老板娘的麻將搭子,兩人往來甚密,總是一同說長道短,論人是非,又談又笑,不亦樂乎。可是老板娘到盧先生房裏找東西抵押飯錢的時候,顧太太原先的“滿面笑容”卻變成了“冷笑”,說道:“還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錢,我向誰討?”便愛理不理的掉頭走開。而老板娘,環顧盧先生空空的房間,暗想:“那個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東西!”人常是這樣的,特別是生意人。平時一道玩,一道笑,可是一旦利害沖突,就冷言冷語,互相猜忌。這真是逼真不過的寫實!

然而,現實生活撇開不論,老板娘卻也有一顆溫暖的心,和人情味。盧先生被表哥欺騙,理想破滅之後,“我看他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便又恢復了我送給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熱米粉”。李老頭子、秦癲子、盧先生死後,老板娘都為他們燒錢紙,這固然是為了求回自己店門的吉利,卻也不能說沒有人情的成分在內。一日,盧先生臉色灰敗,只扒一口飯就往外走,她便“趕忙追去攔住他”,問個究竟。後來盧先生兩禮拜沒來店裏吃飯,“我以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卻才得知他姘上了阿春。她的關切,總是摻雜著愛管閑事的成分,但總能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雖然如此,在小說全文六節段中,只有一節段,真正展示出隱含在她現實個性裏的那麽一點“柔腸”性。那就是她到巷口小公園納涼,偶然遇見盧先生獨坐石凳上拉弦子的一節。

由於盧先生拉的正是桂林戲,這個曾是“大戲迷”的老板娘,突然間興起了一份鄉愁。她說好說歹央求,盧先生終於調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貴回窯》。這出桂戲,是講唐朝大將薛平貴征番邦,被虜,在番邦與公主結婚,他的發妻王寶釧在寒窯中苦守十八年,才等著平貴回窯。老板娘聽著盧先生以清潤嗓子唱“十八年老了王寶釧”,突然間“不禁有點刺心起來”。

她之感覺“刺心”,當然,是因為聯想到自己的遭遇命運。她把自己聯想成王寶釧,苦守到老,卻又覺得連王寶釧都不如,因為人家到底把薛平貴等著了,而自己丈夫,打仗打得下落不明,恐怕是永遠等不回來的了。她和盧先生在石凳上坐了好一會,聽著他隨便拉弦,居然朦朦朧朧睡去。夢幻中,她看到“那薛平貴又變成了我先生,騎著馬跑了過來”。

由此可見,雖然老板娘多年前就夜裏夢過丈夫,血淋淋的一身,而知“他已經先走了”;雖然她勸秀華改嫁時,能夠憑著理智說“早知如此,十幾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可是她心底裏卻還保留著一個幻想,暗中期盼有一天丈夫會回到她身邊來。盡管她每日在現實中過活,總是嘻嘻哈哈的絮聒,她的心靈深處卻暗藏一份說不出口的悲哀。當她因聽到盧先生拉桂戲而偶然觸動這份悲哀,突然之間她好像性格完全改變,變得嚴肅起來,高貴起來,不再絮聒,不再嘻笑(作者主要靠敘述“語氣”傳達這一印象)。這,正和金大班回憶初得月如童貞之一幕,意味相同。在此短暫時刻,老板娘的日常俗氣一滌而凈,她的浮躁也完全消失。於是她真正同情地,由衷關切地(不是多管閑事地),問起盧先生關於他未婚妻的一些事情。

盧先生拉桂戲這一節(全文六節中較短的第三節),除了上面解釋的含義外,另又有一重要作用,便是把老板娘本人的故事遭遇,和她所述敘的盧先生故事遭遇,做某種意義上的契合。如此,王三姐苦等薛平貴,就不單暗示老板娘在夢中苦等失蹤的丈夫,也暗示盧先生耐心苦候他一心一意戀愛的羅家姑娘。(當然,亦可引申影射一般居臺的外省人心情。)王三姐等待十八年,終於等著了薛平貴。可是盧先生、老板娘等人,卻空空的白等一場。這,當然是很具有反諷意味的。

《花橋榮記》的悲劇主角,當然還是盧先生這個人。我們可以從老板娘的瑣碎敘述描繪中,歸納得知他原是一個斯文爾雅,具有異常溫柔心腸,十分有耐性,十分珍重自己,心地潔凈善良,堅貞不渝的中年男子,敘述者平日見他在街上,小心翼翼保護一大隊小學生過十字路。

不知怎的,看見他那副極有耐心的樣子,總使我想起:我從前養的那只性情溫馴的大公雞來,那只公雞竟會帶小雞的,它常常張著雙翅,把一群雞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把盧先生比喻為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可見他是一個頗具女性溫柔氣質的男人。後來他唱桂戲,“我沒料到,他還會唱旦角呢,挺清潤的嗓子,很有幾分小金鳳的味道”。這也暗示他多少有點女性化的傾向。

居臺十五年內,他緊緊擁抱終有一天能和羅小姐相聚成親的理想,以他那超乎尋常的耐心,堅貞自守,滿懷希望,不出半句怨言,也從不自憐自艾。比如他唱《回窯》後,老板娘還會“籲了一口氣”,感嘆道:“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倒底把薛平貴等著了——”可是盧先生,卻連一聲嘆息都不發,只“笑了一笑,沒有作聲”。

表哥從香港傳給他的“好消息”,把他久積的希望,提升到最高xdx潮。他兩手“緊緊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值得註意的是,這封他以為是羅家姑娘寫的信,其實是他表哥偽造的。作者如此暗示,盧先生像揪住命根子似的緊捏之理想,其實是一個沒有實質,不能實現的幻想。

當他終於領悟受騙,這一現實之重棒,把他的理想擊成粉碎。他喪失攢了十五年的積蓄,就是暗示他喪失積蓄了十五年的期待。而他這份喪失,不是由於他自己的任何過錯或罪咎,卻是由於全然超出自我控制能力外的“被騙”。所以他受表哥欺騙,即意味受命運欺弄。以象征含義來解釋,表哥就是詭譎不可測的命運之“神”或“魔”。難怪盧先生哭喊道:“他不是人!”

理想粉碎後,盧先生變成了完全相反的一個人。他變得自暴自棄,淩辱自己潔凈之身,光天化日,和“肉彈彈”的阿春廝混性交。阿春一角,即影射盧先生長久壓抑的“肉性”。他之低頭屈服於阿春的雌威,任由她囂張作勢,就是暗示他的“肉”起而制伏了“靈”,把“靈”殲滅。改變以後的盧先生,溫柔氣質沒有了(捉好打阿春耳光),耐心沒有了(拿小學生出氣),弦子也不拉了(“弦子還掛在墻壁,落滿了灰塵”)。他變得自憐起來,徒然想抓回逝去的青春,把花白的頭發胡亂染得漆黑,臉上用雪花膏塗得粉白。這種悲槍可憫的無用企圖,卻使老板娘想起一個五十大幾的老戲子,唱扇子生,化裝表演“寶玉哭靈”,可是遮蓋不住老朽原形,看得人心裏直難過。

“靈”的喪亡,就是人性尊嚴的喪亡。盧先生捉好,被打傷咬傷,就是作者以身體之遭受殘虐,影射靈魂之遭受殘虐,以及人性尊嚴的碎裂掃地。盧先生傷愈後,左邊耳朵的耳垂不見了,頭發一部分漆黑,一部分花白,“看著不知道有多滑稽”。面對這樣一個喪失了尊嚴的人,難怪“他一進來,我們店裏那些包飯的廣西佬,一個個都擠眉眨眼瞅著他笑”。

這篇小說既然是從老板娘的觀點寫成的,作者當然不曾探入盧先生的思想意識。但我們可以想像盧先生的內心,該是多麽的憎厭痛恨這個改變以後的自己。領小學生在街上走路,一個女生骨碌骨碌笑了起來,他就認定是在笑他。他覺得人人都在笑他,看不起他,因為他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他對這一個女生泄忿,其實就是對他自己泄忿,被人架著拖走時,他還雙手亂舞,嘴冒白沫,大聲喊罵:“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可是,他真正想打死的,卻是喪失了人性尊嚴的自己。

而他終於如願——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於死亡的,不是什麽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靈魂。難怪“驗屍官驗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來”。盧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驗屍官在死因欄上寫“心臟麻痹”,並沒錯誤。

這,便是盧先生靈和肉的悲劇故事。由於他本來是那樣一個溫柔、高尚、貞潔的人,他突然間的直線墮落,以及靈肉相互的毀滅,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憫。而美好的過去,和醜陋的現在,兩者之間的對比對照,就是這個短篇小說的主題。

我已提過,細品這篇小說,我們會驚於作者的寫實能力。裏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躍紙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寫,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們隨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紹描寫洗衣婦阿春:

那個女人,人還沒見,一雙xx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頂記得,那次在菜場裏,一個賣菜的小夥子,不知怎麽犯著了她,她一雙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個小夥子直往後打了幾個踉蹌,劈劈叭叭,幾泡口水,吐得人家一頭一臉,破起嗓門便罵:幹你老母雞歪!那副潑辣勁,那一種浪樣兒。

這樣活潑生動的描寫,不僅把人物勾畫得栩栩如生,同時也釀造出一種有點誇張滑稽的語氣,反映出敘述者日常的生活態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個寫實能手,但他並不單單為了寫實目的而寫實。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偉大的作家,例如法國寫實大師巴爾紮克,筆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過,氣勢磅礴,令人嘆為觀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脫離,獨立存在,不與情節動作或小說主題發生關聯。這卻是現代小說寫作的一大忌諱。

我們如果把《花橋榮記》這篇小說,硬邦邦地解釋為盧先生的故事,則作者讓老板娘嚕嚕蘇蘇道出自己生活瑣事,又介紹描寫李老頭子、秦癲子等廣西同鄉顧客,就好像也犯了巴爾紮克的毛病。小說六節中的第一節,事實上就和盧先生毫無關系。可是老板娘這些好似無謂又無目的的絮聒,實際上都是有作用的。

貫聯這篇小說的大小細節,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題意識。這一主題意識,從小說的開頭,一直穿流到小說的末尾。試看小說開始幾句: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當當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說結尾幾句:

我好指(照片)給他們看,從前我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漓江邊,花橋橋頭,那個路口子上。

如此,小說以爺爺的花橋榮記開始,又以爺爺的花橋榮記結束。首尾都是有關花橋的光榮過去的記述,難怪作者取名為《花橋榮記》。小說的起點和終點,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繞一個圓圈,又回返到原來的地方。而循著情節的圓周,潛流於內的,就是“想當年”的感慨意識和鄉愁意識。

確實,這一主題意識,即“今不如昔”的感觸,在小說裏一再起伏出現。我在這篇論文開頭,已經提過,《花橋榮記》一篇,采用比較明顯的方式呈示主題。我們確可輕易從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對比的明顯例子。小說開頭,在介紹爺爺那家“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花橋榮記之後,敘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而她現在這麽個“春夢婆”,當然不比在桂林時那“有名的美人”。來飯店包飯的李老頭子,“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裏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現在流落在臺北,又老又病,被兒子遺棄,最後上吊一死,另一個秦癲子,“在廣西榮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可是現在,在市政府調戲女職員,被開除,又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額頭開花,最後跌進陰溝裏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過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現在”的臺北:

我們那裏,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臺北這種地方?今年臺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過,就盧先生而言,“今”與“昔”的界線,是他來臺十五年後理想之破滅。而我已詳細討論,理想破滅之前之後的他,是怎樣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帶領學生過街這同一件事,來比較今昔:從前他極有耐心,像一只溫馴的、會帶小雞的公雞;後來他變得暴躁易怒,甚至動手打人。盧先生之前後判若二人,當然就是這篇小說今昔對比主題的最有力的呈現。

小說結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盧先生少年時期和羅小姐合照的相片。“盧先生還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幹幹凈凈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這樣年輕純潔的模樣,和老板娘初見盧先生時所見的“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之模樣,之間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們再拿他墮落以後染發抹膏的小醜模樣來相較,這一尖銳對比,刺激得令人心酸。過去,盧先生心靈戀愛的羅家姑娘,長得“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鳳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這樣一個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體終於姘上的“肉彈彈”潑辣浪婦,真是有天地的差別。

總而言之,作者在這篇小說裏,表達“今昔對比”主題的方式,是多方面進行的:

一、藉盧先生的故事來呈現主題。

二、藉敘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來呈現主題。

三、藉李老頭子、秦癲子等配角遭遇來呈現主題。

四、藉敘述者的嘮叨和她對人對事的主觀評語來呈現主題。

而今與昔的對比,就是肉與靈的對比,就是俗垢與純凈的對比。由於時光不斷流逝,不肯暫停,沒有人能長保青春,不受年歲的腐蝕汙染,花橋榮記位於“長春”路底。盧先生在“長春”國校教書,當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諷。

另有一點,也順便說一下。像這篇小說的這樣一個結尾內容,即以一張年輕時的照片來引發今昔之感,如果處理得不好,很容易流於“感傷過度”(sentimentality)。白先勇卻十分機巧地回避了這個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敘述者的現實態度,來中和題材的感傷性,我說過,老板娘來盧先生住所的動機,完全現實,便是想拿盧先生的東西,來抵押他欠的飯錢。她看到這幅照片,全是出於偶然的。她根本無意尋找“紀念品”。而她對這幅照片發生興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盡管她很仔細的檢視相片裏的兩個後生(如此我們才見到盧先生少年時的樣子,而得以比較今昔),並對這一對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長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來”,可是她對照片人物的這份興趣,是一時的,鑒賞性的,無關痛癢的。要不是裏面的背景,能讓她日後向廣西同鄉炫示自己的過去,誇耀她爺爺那家“招牌響當當”的花橋榮記,那麽,盧先生房裏就是真的“什麽值錢的東西也搜不出”,她也不會想到要把這幅照片帶走的。

其實,說起來,不僅是小說結尾,而是盧先生的整個悲劇故事,單就題材本身來說,過於感傷化(sentimental),過於戲劇化(melodramatic)。白先勇卻十分巧妙地藉由敘述者現實、輕松、風趣的“語氣”或“語調”(tone)控制抵擋住這兩種趨向。大凡一個小說作者,寫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不在於選用什麽樣的題材,而在於如何處理他所選用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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