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說：「上天不要我生活在孤寂之中，將要號召我奔向戰場了。如今我已經聽到號角聲在召喚我參加戰鬥了，我的靈魂幾乎要沖向前面，來不及等候命令了！」於是他就投身到國民軍（Honved）中，一八四九年轉到貝姆將軍的部下。貝姆，是波蘭軍人，就是一八三零年戰役中，竭力同俄國作戰的人。當時柯蘇特請貝姆來，要他當特拉斯瓦尼亞地區方面的統帥。他和裴多菲如同家人父子一樣。

裴多菲曾三次離開那地區，但不久就回來，好像有什麽把他吸引著似的。那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在賽格斯法爾的戰役中，裴多菲在軍隊中犧牲了。裴多菲平日所說的「為愛情而歌唱，為祖國而戰死」的話，到這一天真的實現了。

裴多菲年幼時，曾學習拜倫和雪萊的詩歌。他的創作大都鼓吹自由，豪放而富有激情，他的性格也於拜倫和雪萊相似。他曾說：「我的心靈呵，好像那發出回聲的森林，感到一聲呼嘯，就會應和著一百種回響啊。」他又善於刻劃自然風物，反映到詩里，成為世上絕妙之作；他自己也成為那是無邊的大自然的野花。他寫的長篇敘事詩《勇敢的約翰》（Janos Vitez）取材於古代傳說，描寫主人公約翰的悲哀和歡樂，離奇的事跡。

他又寫了一本小說《絞吏的繩子》（A hoherKotele），寫的是因戀愛糾紛而引起冤孽的故事：提爾尼沃，將要殺死他。安陀羅奇的隨從者勸阻他說：「請問生與死的憂患，究竟哪一個大些？」他回答說：「生的憂患呵！」便把提爾尼沃放走了。後來，安陀羅奇誘迫提爾尼沃的孫子自縊，那條繩子就是以前勒住安陀羅奇兒子頭顱的繩子。我們從這小說開頭引用耶和華的話看來，那用意大概是說，祖宗的罪惡，也可以在他的後代子孫身上得到懲罰。誰受損害，誰必復仇，而且還不妨加重些。

至於詩人裴多菲的一生也十分奇特。他流浪漫遊，變化不定，沒有一刻的寧靜。雖說他曾有過安閑的日子，但是它的安靜也不是真正的安靜，不過像大海上漩渦中心的靜點罷了。比如有一隻孤舟，被旋風所卷走，必會有一剎那的時間，忽然一切都顯得寂靜了，好像風暴已經停止了，波濤不動了；那碧藍的海水顏色仿佛向人微笑。但是那漩渦更加急轉了，孤舟重新被卷入，終於船破沈沒了。詩人裴多菲一生暫時的安靜狀態，大概也像這樣吧。

上面所論述的幾位詩人，他們的性格，言行和思想雖然因民族不同，社會環境很不一致，因此出現各種不同的情況，但是他們實際上都是統一於一個流派：「他們都具有剛健、不屈不饒的精神，懷抱著真誠的心胸；不去獻媚討好人群，不與世俗糾舊風同流合汙。他們發出雄偉的歌聲，促進他們祖國人民的心聲，而使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強盛起來。

請問我們的中國，誰與他們相媲美呢？我們中國，立足於亞洲，原是一個文明先進的國家，四鄰國家沒有一個能跟我們相比的。因此高視闊步，顯得更加突出。到了今天，我們雖然衰落了，但還能與西歐國家並立，這是一件幸事。如果從前不是閉關自守，而能適應世界潮流，思想作為，日趨革新，那麽今天屹立在世界上，同其他國家比較，決不會因不如人家而感慚愧；自在莊嚴的光輝，不會有什麽突然的變故，這都是可以推想得到的。所以只要研究一下中國所處的地位，思考一下我們的遭遇，就可以明白中國的優點和缺點。從有點方面來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受外國的影響，所以具有自己獨特的光彩，即使近代已經中途衰落了，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從缺點方面來看，則由於我們孤立，又自以為是，不同人家比較，終於墮落到只追求實際的利益，年代一久，精神衰亡；一旦遭受新的力量的沖擊，就好像冰塊一樣，嘩啦一聲，立即解體，竟沒有人站起來反抗。加上我們積習很深，往往用舊的眼光來觀察一切，不論贊成或者反對，往往都是謬論。這就是為什麽維新已叫喊了二十年，而新的聲音仍然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正因為這樣，所以精神界的戰士更加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