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錢鐘書的《圍城》在過去各種各樣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著作中，幾乎沒有被給予位置，甚至被忽略不計（同樣影響了當代許多作家的沈從文先生居然也只是被輕描淡寫地提及到的），而一些現在看來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無太大說頭的作家，卻被擡到了嚇人的位置上。如果就從這一點而言，“重寫文學史”又何以不可呢？《圍城》固然不像那位夏志清教授推崇的那樣“空前絕後”（這位先生的文學史寫作更成問題），但，不能不說它確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它的不可忽略之處，首先在於它與那個時代的不計其數的文學作品鮮明地區別開來，而成為一個極其特殊的現象——從思想到敘事，皆是一種空前的風格，我們很難從那個時代找出其他作品與之相類比。 

在《圍城》走俏的那段時間里，出來了許多關於《圍城》的文章，但大多數是談《圍城》的那個所謂“鳥籠子”或“城堡”主題的。人們對這樣一個主題如此在意（似乎《圍城》的性命一大半是因為這個主題所作的擔保），仔細分析下來，並不奇怪。中國當代作家與中國當代讀者都寫慣了讀慣了那些形而下的主題，突然面對這樣一個如此形而上的主題，自然會產生新鮮感，並為它的深刻性而驚嘆。況且，這部作品早在幾十年前就問世了——幾十年前，就能把握和品味這樣一個充滿現代哲學意味的主題，便又讓人在驚嘆之上加了一層驚嘆（一些新時期的作家還對這一主題做了生硬而拙劣的套用）。而我看，《圍城》之生命與這一主題當然有關，但這種關係並非像眾多評論者所強調的那樣不得了的重要。且不說這一主題是舶來品，就說《圍城》的真正魅力，我看也不在這一主題上。若不是讀書家們一再提醒，一般讀者甚至都讀不出這一主題來。《圍城》最吸引人的一點——如果有什麼說什麼，不去故作高深的話——就是它寫出了一些人物來。我們的閱讀始終是被那些人物牽引著的。其實，錢鐘書本人的寫作初衷也是很清楚的：“在這本書里，我想寫出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圍城》） 

這些年，中國的現代派小說家們橫豎不大瞧得起“小說是寫人的”這一傳統定義了。他們更熱衷於現代主題、敘事和感覺方面的探索。他們的小說再也不能像從前的小說那樣在你閱讀之後，一些人物永存記憶而拂之不去了（記住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奇異的感覺和一些玄學性的主題）。把“小說是寫人的”作為全稱判斷和金科玉律，恐怕不太合適。但，完全不承認“小說是寫人的”，恐怕也不合適。依我看，寫人大概還是小說這樣一種文學樣式的一個很重要的選擇。創新並不意味著拋棄從前的一切。有些東西，是拋棄不掉的，就像人不能因為要創新而把飲食也廢除掉一樣（不能說飲食是一種陳舊的習慣）。“創新之狗”已攆得中國的作家停頓不下，失卻了應有的冷靜。這樣下去，恐怕要被累壞的。 

人還是很有魅力的，並且人類社會也最能體現這個世界的難解難讀。不能全體反戈一擊，都將人打出它的領域。毋庸置疑，《圍城》的生命，主要是依賴方鴻漸一夥人而得以存在的。錢鐘書苦心設置並認真地對付著書中的任何一個人（真是一絲不茍）。方鴻漸、趙辛楣、蘇文紈、孫柔嘉幾個主要人物如網中欲出水卻又未出水的魚一般鮮活，自不必說，即使一些過場的、瞬間就去的人物，也一個個刻畫得很地道（如鮑小姐、曹元朗、褚慎明等）。就刻畫這些人物而言，錢鐘書的功夫已修煉得很到家了。

錢鐘書對人這種“無毛兩足動物”，是不樂觀的。他寧願相信荀子而不相信孟子。《圍城》將“人性惡”這一基本事實，通過那麼多人物的刻畫，指點給我們。凡從他筆下經過的人物，無一幸免，一個個皆被無情地揭露了。但，他未像今天的小說家們一寫起人性惡來就將其寫得那麼殘忍，那麼惡毒，那麼令人絕望。他的那種既尖刻又冷酷的刻畫、似乎更接近事實，也更容易讓人接受。寫什麼，一旦寫絕了，失卻彈性，總是一件不太理想的事情。寫人更不能寫絕了。一寫絕了，也就沒有琢磨的味道了。《圍城》中人，至今還使人覺得依然遊動於身旁，並且為外國人所理解，原因不外乎有二：一，寫了人性；二，寫的是人類的共同人性。我們有些小說家也寫人，但卻總抵達不到人性的層面，僅將人寫成是一個社會時尚的行動實體（比如柳青筆下的梁生寶）。結果，人物僅有考證歷史的意義（我曾稱這些人物為“人物化石”）。即使寫了，又往往不能抵達人類共同人性的層面，結果成為只有中國人能理解的人。這種人性，如果稱作民族性格可能更為準確。《圍城》妙就妙在這兩個層面都佔，並且又把民族特有的性格與人類的共同人性和諧地揉在了一塊兒。中國讀《圍城》，覺得《圍城》是中國的。世界讀《圍城》，又覺得《圍城》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