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部作品叫《紅瓦》，剛出來時，一位批評家指出，他沒有想到我會這樣寫“文化大革命”。因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寫集體性的記憶。那個大家共同認可的“文革”、那個戴帽子遊街的“文革”、那個批斗的“文革”、那個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實，每個人的“文革”是不一樣的。我的“文革”就不是如此。我可以告訴大家，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最好的教育是在“文革”中接受的。為什麽呢？因為當時蘇州城的名師被下放到我那樣一個偏僻的鄉村，匯聚在一個普通的鄉村中學里。我的語文老師是最好的語文老師，物理老師是最好的物理老師，數學老師是最好的數學老師，甚至教我打籃球的老師都是最好的體育老師。

《紅瓦》的背景是“文革”，但絕不是現在一般作品中所記憶的集體性的“文革”。那時，我才十一歲，剛上中學。營養不良，不長個頭，看上去像幼兒園的小孩。（笑聲）我的父親把我交給一個女語文老師。她領著我們一群孩子過長江到上海去串聯，路途要經過蘇北小城南通。當時，我的感覺是：整個世界淪陷坍塌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南通。因為人流滾滾，我們小孩子經常被擠丟了。老師很著急，用張藝謀的電影來講，“一個也不能少”。（笑聲）她經常是找到一個孩子，另一個孩子又沒了，非常緊張。於是，她在街頭給我們每個小孩買了一個玩具。那是一種用塑料做的鳥，灌上水，鳥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對著小眼一吹，水就在里面跳動，發出一種歡鳴的聲音。她告訴我們，如果誰掉隊了，就站著別動，吹水鳥，她就會循著聲音找誰。這樣的效果很好。當時，男孩女孩全拿著一隻水鳥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風景線。

後來，我們這個串聯小分隊得到了一張集體船票，準備坐東方紅一號到上海。碼頭上人山人海，非常混亂。老師知道把一個隊伍完整保持到船上，根本不可能。於是，她讓大家上船以後在大煙囪下集合。隊伍嘩的一聲散掉了，大家各奔東西。我開始拼命吹水鳥，但是沒有一個人呼應我。我很焦急。吹了很久，遠處終於有一個人呼應我，我當時的心情不知道有多麽激動，就像一個地下黨員跟組織接頭、接了好久沒接上、現在終於接上了。（笑聲）然後，我吹一個長聲，他就吹一個長聲。我吹一個短聲，他就吹一個短聲。我吹一長一短，他也吹一長一短。我跟同學們講過，我喜歡看《動物世界》這個節目。其中有一個鏡頭：早晨第一束陽光射進森林，枝上枝下一隻雄鳥一只雌鳥在歡快對唱，每當看到這個鏡頭，我就想到我當年和那一個至今也不知道是誰的小夥伴一起合鳴的情形。（笑聲）

後來，我上了船，到了大煙囪下，卻發現沒有我的老師和同學。隨著一聲汽笛長鳴，東方紅一號緩緩離開江岸，向江心開去。我到處找大家，不停吹水鳥，吹得嘴唇都麻木了。最後回到大煙囪下，依然沒有一個人。這時，我知道了，今天上了船的就只有我一個人。你們知道我當時最恨的什麽嗎？恨我的機靈呀。（笑聲）大家想想，一個十一歲的只去過縣城兩三次的小男孩，在秋天的黃昏，一個人在長江之上，他是一種什麽心情。當然，他是非常悲哀的。我印象很深，我當時趴在欄桿上哭，不是那種悲憤的號啕大哭，好像哭聲中還帶著一種甜絲絲的感覺。看著眼淚隨著風兒飄忽搖擺，我覺得很好玩，就再哭。（笑聲）我哭累了，就在大煙囪下睡著了。睡到深夜，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什麽時候醒來了，就拿起水鳥接著吹。這時，隱隱約約覺得一個蒼茫的地方有人用水鳥呼應我。我生怕這是幻覺，摸摸我的帽子，摸摸我的行李，確信是真的，於是我拼命地一邊吹一邊往船尾跑，那個人也拼命向我這里跑。最後，我們會合了。在灰暗的燈光下，我看到那不是一個男同學，而是一個女同學，而且，最讓人尷尬也讓我能回味無窮的是：那個女孩是自從我上初中以後全班同學拿她和我開玩笑的那個女孩。（笑聲）下面還有很長的故事，我不再講了。我說這些，只是為了告訴你們：文學必須回到個人的經驗上來。

一個小說家自己的鮮活感覺大概永遠是最重要的。

讓普魯斯特去深入生活，一是沒有可能（他身體不方便），二是沒有必要，因為他擁有自己的一份獨特的生活。真要這麽幹，就會在世界上毀掉一個文學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