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歲除》這篇小說裏，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靜的客觀敘述法。采取全能觀點，以第三人稱寫成。整篇小說，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對話上：故事背景由對話供應，情節發展藉對話推進，而最令人驚嘆的，是人物的性格，經由對話的內容與口氣活生生表現出來。在《歲除》裏，白先勇確實以實實在在，自然無比，卻又多彩多姿的對話，創造出一個有血有肉，可聞可見，十分令人憐憫令人難忘的角色——賴鳴升。

情節推展所囊括的時間，不過數小時；從頭至尾，寫只是除夕夜賴鳴升在劉營長夫婦家吃的那頓“團圓飯”。但因為喝酒吃飯時“話舊”，我們得知賴鳴升一生的故事。賴鳴升當了一輩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現是榮民醫院廚房裏的買辦，即軍隊裏所謂的“夥夫頭”。他與民國同歲，少年時期“就挑著鍋頭跟革命軍打孫傳芳去了”；他的生命巔峰，是抗日戰爭時在四川當連長的那段日子，而其後參加“臺兒莊之役”，死裏逃生的經驗，是他記憶裏最光榮、最神聖的一件生活記錄。對於這段壯年時期的回憶，變成了今日年衰運外的賴鳴升藉以繼續生存的惟一精神滋養。如此，十分貧窮的他，在這除夕日，卻“偏偏還要花大錢”，買酒、買雞、買蠟燭，老遠從臺南趕到臺北，為的是和劉營長夫婦——知道他許多“過去”的老相識——守個歲，話話舊，重溫一次那已經長逝的，卻又因已凝成堅固記憶而依舊留存的生命光輝。

賴鳴升是《臺北人》裏典型的不肯面對現實，在回顧中找尋生命意義的悲劇角色之一。但他不像《臺北人》裏有些人物那樣趨幹自冷。這並非因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齡身份與以前不同，相反的，這一點他倒看得相當清楚；而是因為他覺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國家生命的大動脈，他的個人命運曾與國家命運緊密維系在一起，於是對他自己懷著一個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當無情的歲月逐漸奪盡他的青春，逐漸侵蝕他的肉身，他卻堅持保守那個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賴鳴升所不能面對的現實，並非從連長降為“夥夫頭”之事實。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實。他不能接受的，是“時間能改變一切，無可挽回地改變一切”之殘酷事實。而他的悲劇根結，也在於他堅持在流動的時間裏，攀住這個與事實愈來愈遠離的自我意象；夢想著“改變”只是暫時，好像只要把倒黴的日子趕快催走，就會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賴鳴升本人，一直沒覺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們讀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現在的賴鳴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間所存的大差距。這差距便是此篇小說的主要反諷，同時也是最令人對他同情嘆憐的地方。

首先，我們註意到，作者在描寫賴鳴升的外貌、長相、舉止時，就著意把他介紹為一個歷盡滄桑的“巨人”模樣，以吻合賴鳴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頭寸把長的頭發，已經花到了頂蓋，可是卻像鋼刷一般，根根倒豎；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盡是蒼斑，笑起來時，一臉的皺紋水波似的一圈壓著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著比旁人高出一個頭來，一雙巨掌，手指節節瘤瘤，十只樹根子似的。

他的“嗓門異常粗大”，說話濃濁，喜歡呵呵大笑。他向劉英（劉營長十歲大的兒子）表示疼愛的方式，是“伸出他那個巨掌在劉英剃得青亮的頭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說話拍大腿，激動起來，會“突然跳起身來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鍋裏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來”。這種種描寫，除了反映賴鳴升豪邁、粗獷、不屈的性格，更使這一角色在讀者眼中，看起來好像真是個用鐵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們觀察賴鳴升其人與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兩個線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談表現，然後與他的行為表現互相比較。其二是分析小說裏其他角色對賴鳴升的看法，然後與賴鳴升對自己的看法對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對話是這篇小說的主幹。這篇小說的成功，主要是靠對話的傳真與傳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劉營長夫婦和賴鳴升全是四川人：劉營長是“一口的四川鄉音”，劉太太的“一口四川話，一個個字滾出來，好像不黏牙齒似的”；賴鳴升的四川話，卻是“濃濁的川腔”，他們的對話裏，回響著四川方言的音韻。然而白先勇處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異口氣，止於“逼真”“傳神”之目的，一點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學那樣刁鉆難解。也就是說，一個不懂某種方言的讀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說人物用方言所說的話。四川活頗似國語，所以在“歲除”裏，作者成功做到這點，可能還不太難，但像在《永遠的尹雪艷》裏，由於上海話與國語大異，作者在逼真傳達地方口音之同時，亦不使人費解其意，這實在極為難得。然而關於白先勇的方言運用，值得專題討論，而且如果論起白先勇寫對話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關於這點，現在就說到此。

賴鳴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談話的內容與口氣，表露出來。從他談吐中，我們處處可以感覺到他的自視之高。由於覺得自己的過去，自己的血汗，曾經幫同創造了整個民國的歷史，直到今日他還保留那份驕做，那份頂天立地，舍我其誰的氣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紀已老，地位卑微：像他當“夥夫頭”，或被山地女人騙走退役金等顯示他“身分下降”的事，全是他談話中自己說起的。他並不恥於這些事實，因為他完全生活在“過去”；對於往日的回顧，給了他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尊嚴。在吃這頓年夜飯時賴鳴升所說的那許多話裏，除了醉後有一段，對自己現在的處境發了些牢騷（捧大腳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幹不來，幹得來現在也不當夥夫頭了）外，我們感覺到的，一直便是他這份凜然自尊，而不是自憐自哀。“過去”的光輝，籠罩著他，顯然使他對“現在”視而不覺，知而不悟。

細察賴鳴升在喝酒過程中，受酒精影響，說話口氣內容的逐漸改變，是件相當有趣的事。清醒時的賴鳴升，保持一般做人修養，在做客時，不說粗話，態度也相當謙虛。但我們還是不難覺出在這份“修養”後面，他的自視之高。首先，他就十分自覺並驕做於他身材之高大（“幸虧我個子高，把那對蠟燭舉在頭上，才沒給人碰砸了”），他自稱“大哥”，稱劉營長夫婦為“弟妹”，稱劉英為“小子”，稱劉太大的表妹與她男友為“驪珠姑娘”“俞老弟”；這固然是由於交情、習慣與年份差異，卻也顯示他以老大哥、老前輩自居的驕傲。他問劉英將來想幹什麽，劉英回答“陸軍總司令”，惹得大家大笑，賴鳴升卻贊許道：“好大的口氣！小子要得。你賴伯伯像你那麽大，心眼比你還要高呢。”賴鳴升說，他帶來的一打金門高粱，並不是買的，是從前一個老部下送的：“虧他還記得我這個老長官，我倒把他忘了。”言下頗流露他對自己感覺的重要性。經過他這一句無意的，或下意識的“提醒”，劉營長立刻說“你也是我的老長官”，要向他敬酒。接著劉太太也加入，“桌上的人個個都立了起來，一齊趕著賴鳴升叫‘老長官’，要敬他的酒”。賴鳴升起先謙虛一大番，說堂堂一個營長，怎能稱一夥夫頭為“老長官”。但胡亂推讓了一陣之後，“笑著一仰頭也就把一杯金門高粱飲盡了，然後坐下來，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過酒”。只這麽幾句描寫，我們就看到賴鳴升當時那副愜意自得的樣子。

賴鳴升在軍隊過了一輩子，雖然大概沒擔任過比連長更高的職位，他卻對“軍人”這一身分，懷著一種籠統固定的意象；而此意象，正與他心目中過去的自己，合而為一。任何與此意象不符合的舉動表現，在他看來，都是對軍人身分的一種褻瀆。所以當他發現俞欣，一個年輕的官校學生，只喝下半杯高粱，沒有幹掉它時，“他立刻好像被冒犯了似的”，指責道：

什麽話！……太太小姐們還罷了。軍人喝酒，杯子裏還能剩東西嗎？俞老弟，我像你那點年紀的時候，三花、茅臺——直用水碗子裝！頭一天醉得倒下馬來，第二天照樣沖鋒陷陣。不能喝酒，還能當軍人嗎？幹掉，幹掉。

俞欣只得勉強飲盡，賴鳴升連忙又往他杯子裏篩酒。驪珠向賴鳴升解釋俞欣確實不會喝酒，賴鳴升卻不以為然，說：“驪珠姑娘，你莫心疼。幾杯高粱，一個小夥子那裏就灌壞了？”接著，他開始“倚老賣老”，硬塞給人一些“勸言”，以自己單身漢的身分，居然談起夫婦相處之道，勸俞欣“要向你們劉營長看齊，日後好好的疼太太”。由此，話題轉到女人，他敘述如何在去年，因為“動了這麽一下凡心”，想結婚，被一個年輕的山地寡婆子把三萬多元退役金全拐走了。細心的讀者，會註意到這時的賴鳴升，已頗有幾分酒意，“修養”開始減退，說的話，用的字，都比以前“粗”了許多，譬如他開始用“屁”字（“那筆錢給有錢的人看來呢，不值一個屁”，“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沒得”），也頭一次稱自己為“老子”（“走的時候，還把老子的東西拐得精光”）。敘述完畢，他上下打量俞欣一番，說：“要是我還能像他一樣，那個野女人——趕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然而，在他心目中，年輕英俊的俞欣，是否真能和過去的自己相比？不然。他說：“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當年我捆起斜皮帶的時候，只怕比你還要威風幾分呢。”

接著，他便自稱“借酒遮臉”，追敘起“割靴子”往事，解說他在成都當騎兵連長時，如何受他們營長的一個姨太太挑逗誘惑，同她發生艷事，如何割掉他們營長的靴子。（我們註意到，這個營長是“小軍閥”，不是好軍人，所以和他的姨太太“偷情”，顯然絲毫不損害賴鳴升心目中的軍人意象。）這段對過去強旺青春的回憶，加上酒性發作，使得賴鳴升在敘述完畢時，“怔了半晌，然後突然跳起身來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齒的哼道：‘媽那個巴子的！好一個細皮白肉的婆娘！’”這之後，他就常常自稱“老子”。他說那個營長心裏動了疑，“那王八蛋要老子到‘臺兒莊’去送死呢！”話題就這樣自然而然移轉到賴鳴升珍藏心底的最神聖光榮的往事。

俞欣因為軍校裏，教官講抗日戰史，正講到“臺兒莊之役”，所以興沖沖地問賴鳴升：“老前輩也參加過‘臺兒莊’嗎？”

賴鳴升沒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裏送，嚼得哢嚓哢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轉過頭去望著俞欣打鼻子眼裏笑了一下道：

“‘臺——兒——莊——’，俞老弟，這三個字不是隨便提得的。”

對於未曾身歷其境而講授臺兒莊之役的軍校教官，賴鳴升充滿鄙視。他突然撈起毛衣，掀開襯衫，露出胸膛上一個碗口大殷紅發亮的圓疤，原來這就是在臺兒莊之役，他被一炮轟掉半個胸膛，留下的痕跡。這塊圓疤是他一生最光榮的記錄，“比‘青天白日’還要稀罕”，“憑了這個玩意兒，我就有資格和你講‘臺兒莊’。沒有這個東西的人，也想混說嗎？”這時的賴鳴升，由於話題觸及他心中的“聖地”，同時又已深受酒精影響，已經完全失去清醒時的謙虛修養，談話間毫無掩飾地表露對擁有“過去”的自己之驕傲，對沒有“過去”的別人之輕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頑固地盤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過去已經永遠過去；僅憑意念，僅憑精神，而沒有健壯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當劉營長勸他慢點喝酒時，他大不以為然他說：“這點子臺灣的金門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臺喝過幾壇子了？”言下流露對象征“現在”的臺灣之輕視，對象征“過去”的大陸之向往。接著他對劉營長說：“莫說老弟當了營長，就算你掛上了星子，不看在我們哥兒的臉上，今天八人大轎也請不動我來呢。”這雖是一句醉話，卻赤裸裸揭露了賴鳴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賴鳴升，對自己現今處境發了幾句牢騷，然後晃蕩著頭顱說：“今年民國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歲……到了現在還稀罕什麽不成？……就剩下幾根骨頭還沒回老家心裏放不下罷咧。”這裏，即使賴鳴升本人沒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華民國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顯的。事實上，作者在小說開頭描寫賴鳴升的外貌時，就特別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見了線路的藏青嗶嘰中山裝”。

劉太太阻止賴鳴升再喝酒。賴鳴升掙紮立起，狠狠拍了兩下胸膛，沙啞著嗓子說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雖然上了點年紀，這副架子依舊是鐵打的呢。”於是他離開桌子，擺起架勢，當眾紮手舞腳的打起拳來，炫示他的功夫。劉太太笑著，硬拉他到後面洗臉，賴鳴升臨走還回過頭來說，日後“打回四川”時，他至少還擡得動十個八個飯鍋頭。不久，從盥洗室，便傳出一陣嘔吐的聲音。

賴鳴升醉倒睡下了。本來計劃打通宵麻將的，終於沒有打成。當初吹說最會“逛花園”，約定“不到天亮，今夜誰也不準下桌子”的，原來是他自己。而現在，縱然“有心”，卻已“無力”；精神尚存（睡倒前還特別囑咐劉營長“替幾手，回頭他自己來接”），但肉體到底支持不住。他這一睡下去，當然是爬不起來的。即連放爆仗給劉英看的小小諾言，也沒得守住。今日的賴鳴升，其人與其自我意象之間，是很有一段距離的。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這篇小說裏的其他角色，和他們對賴鳴升的看法。

劉營長和賴鳴升是老朋友，同鄉、同輩、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紀比賴鳴升小一截，還沒到退休年歲，“一個營長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幾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職業方面來說，異於賴鳴升，並沒“下降”。此外，更大一個區別，是劉營長有家室；他有一個賴鳴升認為是“前世修來”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個才十歲大，活潑頑皮，還很需要照顧的兒子。所以目前的現實生活，對劉營長夫婦，還是有意義的；對“過去”的回顧，雖然帶給他們溫暖，但只能說是生活的“調劑”，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劉營長和賴鳴升原是患難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稱呼，談話之間，頗能使人感覺出他們的手足真情。然而劉氏夫婦對這位“賴大哥”，所懷的真摯友情之中，卻又夾雜著相當成分的憐憫與縱容。他們看得見賴鳴升自己看不見，悟不到的弱點，但基於一般人情，以及對賴鳴升的同情與友誼，他們縱容他、隨和他、容忍他。在吃這頓“團圓飯”時的談話過程中，我們一再感覺出劉氏夫婦的這種態度。常常是經由賴鳴升某一句話的“提示”，促使他們趕緊附和，說一句兩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話，來幫著肯定一下他們明知已成虛幻的賴鳴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幾個例子：

賴鳴升：“虧得他還記得我這個老長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劉營長：“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長官，我先敬你一杯。”賴鳴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當年我捆起斜皮帶的時候，只怕比你還要威風幾分呢。”

劉營長：“大哥當年是瀟灑得厲害的。”

賴鳴升：“這點子臺灣的金門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臺喝過幾壇子了？”

劉營長：“大哥的海量我們曉得的。”

劉太太是個很好心腸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樣，出於憐憫與人情，說些熨帖的話，使賴鳴升心裏高興。但她對賴鳴升的情誼，是由她丈夫而來，所以她對賴鳴升的看法，比劉營長“客觀”一籌。她雖也真心跟著喊“老長官”，同聲扶持賴鳴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對真正的他，看得相當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認真地想把他介紹匹配給“我們街口賣香煙的那個老板娘”，一方面固然顯示她的關心，一方面卻也多少泄露出她對他身分的真正估價。她的“容忍”成分，遠勝“了解”；在她看到賴鳴升喝醉時，能冷靜地把酒瓶“劈手奪了過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婦，對烹飪的興趣高於對朋友的了解；在賴鳴升那樣激動地再度活於過去時，她心裏顧念的，卻是沒人嘗她拿手的“螞蟻上樹”。賴鳴升醉倒後，她對俞欣和驪珠搖頭嘆氣說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這樣的。我們大哥愛鬧酒，其實他的酒量也並不怎麽樣。”

這幾句話，除了揭示劉太太對賴鳴升的客觀看法與容忍態度，亦讓讀者得知，原來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不足為奇了。而最後一句“其實他的酒量也並不怎麽樣”，觸及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他現在的酒量並不怎麽樣，還是他的酒量一向並不怎麽樣？這聯帶引出一個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問題：賴鳴升的“自我意象”，現在當然已不合實際。但以前呢？壯年時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還是由於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顧”的酸甜交集的溫馨中，把過去的自己，多描了幾筆理想的色彩？賴鳴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過嗎？……然而，若沿這條線路想下去，則故事的“反諷”（irony）強烈得有點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這樣的反諷，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們還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中，我論到《臺北人》裏的人物，大致可分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過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現實，但也時而回顧“過去”的人；第三是舍棄“過去”，或沒有“過去”，而完全代表“現在”的人。在《歲除》裏，賴鳴升屬於第一型，劉營長夫婦屬於第二型。剩下的三個配角，驪珠、俞欣和劉英，便屬第三型。這三個年輕人，因為幼年無知時就來到臺灣，或出生在臺灣，對於代表“過去”的大陸，與前一代人經驗的與國家命運攸關的滄桑個人歷史，不能有深切的認識與同情。劉英還只是個小孩，暫且不論。俞欣和驪珠二人，顯然都是二十出頭，都是很有禮節，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這從他們犧牲難得的單獨相處機會，而答應留在劉家陪賴鳴升吃飯打牌之事實，可以看出。但因他們不了解賴鳴升，又沒有劉氏夫婦對他所懷有的那種情誼，他們的看法完全客觀，完全理智，絲毫不牽纏自己感情。如此，當賴鳴升激動無比地敘述日本鬼打棘澤時，他用自身血肉換取的驚天動地經驗，俞欣卻像隔在一層玻璃之外，背書似地稱誦：“那一仗真是我們國軍的光榮！”事實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賴鳴升二人，做成對比。賴鳴升的外貌（鋼刷般的短發、特大骨架、臉上密密麻麻的蒼斑等），與他身上那套“磨得見了線路的藏青嗶嘰中山裝”，都暗示他是一個耿直不屈，歷盡滄桑，不重形式外表，註重精神實質，固執保守中國舊傳統的代表“過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筆挺的淺泥色美式軍禮服”，“金亮的……領章”，“黑領帶”，修剃得整齊服帖的頭發，以及最後臨走時對著鏡子整理領帶等動作，都暗示他是個與傳統疏離，受了相當洋化，很能貼合適應環境，註重形式外表，缺乏內容深度，又頗有點沾沾自喜的現世人物。這倒不一定是說，俞欣這個人不如賴鳴升。而是在白先勇視界中，因為俞欣沒有“過去”，生不逢時，便由不得他自作選擇地被註定必須“膚淺”，必須是個形象相似但實質不同的“復制品”或“贗品”。這樣有點專橫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當然，為的是配合《臺北人》的整個架構，以及“今昔對比”的一貫主題。

驪珠是一個好女孩，羞澀、有禮、懂規矩。但當然，因為她也沒有“過去”，和俞欣一樣，不能了解賴鳴升的心情。她答應留下來陪賴鳴升吃飯打牌，顯然主要是礙於情面，所以當他醉倒，劉太太建議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時，她像解脫了一大負擔，“趕忙立了起來”。吃飯過程中，她把賴鳴升最令讀者——經由作者的成功傳達——憐憫難受的悲劇表現，視為喜劇表現；臨走還咯咯地笑著說：“賴大哥喝了酒的樣子真好玩。”其實，不只驪珠俞欣，就連劉營長夫婦，對賴鳴升的心情也常不能了解。如此，在賴鳴升敘述往事，無限感觸激動之際（如敘述“割靴子”事件後），或當他做出使同情的讀者最覺心慟的舉動時（如裸露胸上傷疤，與醉後表演打拳），同桌吃飯的人卻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哄然大笑起來”、“笑著偏過頭去”、“捂著嘴笑著低下了頭”，“笑得前俯後仰”。白先勇用這種對比描寫手法，烘托傳達出賴鳴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絕”。即連最親近的患難弟兄，也不能了解他心底最深處的悲痛。這種與世隔離，無法與別人心靈溝通的悲哀，即所謂“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現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學的一大主題。

至於劉營長夫婦的兒子劉英，由於年幼無知，當然更無法曉得賴鳴升沈重的心情。在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幾乎完全集中在“放煙炮”這件遊戲上，而他對賴伯伯的興趣，也可說是止於他“電光炮抓在手裏爆”的諾言（小孩子本來就是這樣，若不這樣，就不“真”了）。他在吃飯過程中，說的話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過的想當“陸軍總司令”的天真對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關。他的話，最令人註意的，有兩句。當賴鳴升追敘他在棗澤死裏逃生的經驗，而被“臺兒莊”的回憶激動得“突然變得口吃起來”時。

……這時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沈默了許久的劉英，陡然驚跳起來，奔向門口，一行嚷道：

“他們在放孔明燈啦。”

劉營長喝罵著伸出手去抓劉英，可是他已經溜出了門外，回頭喊道：

“賴伯伯，等下子來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黃牛噢！”

劉英這裏說的兩句話，頭一句，使讀者在剛聽完“臺兒莊”故事的緊張情緒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劃空爆響”與窗上的“強烈白光”，原來只是人們戲放的孔明燈。和“臺兒莊”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並論，是作者何等之諷刺！劉英的第二句話，“不要又黃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們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發生過。等到後來劉太大對驪珠說“每次都是這樣的”，我們這一揣測，就獲得了證明。

白先勇把賴鳴升的悲劇，安排發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義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況下，圍坐吃“團圓飯”，就有諷刺意味。又把一個經歷過猛烈炮彈戰火的老兵滄桑血淚史，安置在戲放鞭炮煙火的喜慶節日，對比之下，產生尖銳的反諷效果。此外，小說頭一段，白先勇在籠統描繪臺北市除夕黃昏景致的幾句文字裏，提到“各家的燈火，都提早亮了起來，好像在把這一刻殘剩的歲月加緊催走，預備去迎接另一個新年似的”；而小說最末幾句，是：“四周的爆竹聲愈來愈密，除夕已經到了尾聲，又一個新年開始降臨到臺北市來。”白先勇前後強調“迎新”（趕走壞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賴鳴升不能面對“時間已不可挽回地改變一切”之事實，也暗示他固執持守已經不合實際的自我意象。當然，其中所含對當今社會國家處境的影射，顯而易見，不必細說。

我們已經相當詳細地分析討論了賴鳴升這個人，並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間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實際，然而是否就等於是全無價值的幻影？作者顯然認為不然。作者顯然認為，賴鳴升雖然老朽，做夢自欺，但由於精神上一直不肯放棄，不向現實低頭，於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嚴。肉身之必須逐漸衰老，是人類絕對無法抗拒的命運。在這與生俱來的“限制”下，只要曾經一度真正熱烈地享受過生命的光輝，而留存一份記憶，則此記憶之光，還是會照亮逐漸枯朽的殘余生命。就像賴鳴升帶來那雙尺把高，有小兒臂粗，由於他個子高，舉在頭上才沒給人碰砸的紅蠟燭，“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問簡陋的客廳，照亮了許多”。

然而，那對紅蠟燭，終於還是“燒去了一大截，蠟燭臺上淋淋瀝瀝披滿了蠟油”。記憶，無論是怎樣堅固持久的記憶，無論是怎樣輝煌燦爛的記憶，終有一天，還是會跟著肉身的死亡，化為灰燼，化為烏有。這是人類永恒的悲哀。也難怪喝醉酒的賴鳴升，在劉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掛的蠟油時，會突然痛苦嘔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