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圍城》是一部反映高級知識分子的長篇。 

近幾年，常聽朋友們說：中國當代小說家，寫了那麼多關於農民和市民的長篇小說，並且有很成功的（主要是新時期的小說），為什麼卻沒有一部很像樣的寫高級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本人就不止一次地被人問過：你為什麼不寫一部反映大學教授生活的作品？）也有回答，但這些回答似是而非。照我的樸素之見：形成如此事實，乃是當代小說家們自知筆力薄弱所致。農民和市民總容易把握一些，而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太難以把握了。道理很簡單，知識分子因為文化的作用，有了很大的隱蔽性。他們比一般鄉下人和一般市民複雜多了。他們總是極婉轉極有欺騙性地流露著人性，你洞察力稍微虛弱一些，就不能覺察到他們的那些細微的心態和動作。另外，用來敘述這個世界的話語，也是很難把握的。一個小說家的文化修養如未到達一定限度，是很難找到一套用以敘述這個世界的話語的。而那種鄉土的以及胡同的話語，如你有一定的生活經驗，相對而言，就容易掌握多了。《圍城》似乎也只有出自於一個學貫中西的學人之手。 

米蘭·昆德拉總寫那些文化人。對此，他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因為這些人更具有人類的複雜性。世界的複雜性，得由這些具有複雜性的人物呈現。中國當代小說的弱點，卻正在於幾乎把全部的篇幅交給了農民和市民（主要是農民）。有人以“中國本是農業國”來為這一現象進行辯解，一部分是出於事實，一部分卻是出於掩飾自己不勝寫文化人生活的虛弱。《圍城》這種如此深透並駕馭自如地寫文化人生活的長期小說，幾乎是絕無僅有。方鴻漸比陳奐生難研究，又比陳奐生有研究頭，這大概是推翻不了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