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6日，“覆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上海舉行。著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和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張五常出席並演講。

張五常認為，《勞動合同法》導致投資設廠回報率過低，令貨幣集中進入樓市，從而推高了房價。

張五常表示，房價上漲會導致居民的預期財富上升，就會導致開銷的增長，而一旦房價大幅下跌，就會使得居民消費出現困境，進而導致大蕭條。

張五常呼籲對新勞動法、反壟斷法進行修改，並且積極引進外資。在其看來，中國是大國，不能只有高科技產業，對於工業要更加重視。

以下為演講摘編：…

        深思意味著對一切生活方式的反思，包括對互聯網生活方式的反思。但是，互聯與深思不是相互獨立的，故而有必要討論互聯以何種方式妨礙並且以何種方式幫助深思。為此，這篇文章應從界定“深思”本身開篇。

　　 其實思就是深思而不是淺思。但它在漢語裏太常出現在“政治思想”口號裏以致無法表達深思之意，只得與“深”字聯用以達其本義。按照字的構造，“想”的原初形態是“相”呈現於“心”。甲骨文字有“相”，如目在樹上遠眺狀。甲骨文有思而無想。“思”的甲骨文形態是“囟”（腦）呈現於“心”。也因此，金岳霖（《知識論》）認為“思議”是比“想象”更抽象的階段，因為後者畢竟有“相”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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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淺與獨裁

膚淺與獨裁真是一對孿生兄弟。獨裁對膚淺說，“因為你，所以才有我。”膚淺對獨裁說，“是呀，因為你，所以才有我。”王國維認為中國社會最劇烈的變革是商周之變，他的見解或許依然適用。但是，中國社會從有皇帝到沒有皇帝，這一變革的劇烈程度，隨著時光推移，越來越像是最劇烈的變革——沒有之一。“沒有皇帝的日子，”膚淺自言自語，“可怎麽過呀？”回顧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思想狀況和政治狀況，深思熟慮之士的各種提議，包括“君憲制”，沒有哪一個成功過。因為民心所向，皆偏激，不是向左（革命黨）就是向右（保皇黨）。民國以來的狀況，偏激的程度未嘗有絲毫好轉，不是向左（不斷革命），就是向右（紙醉金迷）。…

行為學研究動物（包括人類）乃至植物的行為，基於實證研究方法，逐漸深入，心理學和認知科學，腦科學和基因排序。另一方面，也逐漸宏觀，群體行為，社會心理，物種與生態。行為學於是以行為的名義涵蓋一切研究領域。既然如此，當然可以有微信行為學。

我的微信行為觀察，最初印象是微信的便捷性。人口密集地區，手機普及率最高。微信的核心功能是轉發消息，最初，它佔用的是使用者的“垃圾時間”——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從一個環節轉換到另一個環節時，在轉換過程中消耗的時間，通常稱為“等待”。如果沒有微信，如果必須等待下一事件發生，那麽，等待就稱為“無聊”。被無聊佔用的，是垃圾時間。…

用這樣一個標題，讀者明白，是為了引起注意——文物的權利？有定義嗎？在這樣的詢問之下，我們就把註意力轉向此文的真正主題——未來人類有沒有分享今天人類的文物的權利？如何維護這一權利？誰能代表和維護這一權利？

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由“阿羅－德布魯”模型刻畫，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配置資源的過程：任何一項資源，在恰當的權利界定之下，向能夠實現它的最高價值的那些“時空點”自由流動。這一定義包含了一個有待定義的修飾詞“恰當的”——legitimate，合法的、合理的、正當的、正統的、正確的。我總是傾向於用“道德合法性”來翻譯“legitimacy”，以區分於“合法律性”（legality）。除了“道德基礎”問題，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上述定義還包含兩個有待澄清的術語。…

我考察的民權框架下的報道基本上是但並不總是對同性戀者表示同情的。公民權利為主題的某些新聞報道涉及那些反對同性戀者權利的人。比如，演唱家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反對佛羅裏達州戴德縣宣布性取向基礎上的歧視為不合法的法令。我的研究表明大部分都可以納入以下三種類型中的某一類：

1 空軍中尉李奧納德·馬特洛維奇（Leonard Matlovich）訴訟案的報道。他試圖改變軍隊因他是同性戀者而將他開除的決定。幾天之內，三大網絡都給予這個報道極大的關註。

2 同性戀者權利的普通投票的報道。在APA投票之後，新聞媒體認為，開始於佛羅裏達州的戴德縣的普通投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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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7：老袁

5月大理雙廊

“俺跟你們旅遊不一樣，只要是掏錢的地方，俺們都不去。”

老袁，四十三歲，老驢友。那天，他掐著指頭認真算了算，拖著河南人特有的長腔說：“你說這中國恁大吧，俺除了港澳台、青海、西藏、寧夏，都去過哩。”

我跟老袁是在紅山本主廟會的表演場認識的，當時我們都坐台階上等演出，他坐在我旁邊，一搭話，都是河南人。…

二、西方《中國敘事》的“世界”版

 其實，關於中國沒有“亨廷頓”的說法本身，還可以衍生出眾多的話題。一個一直困擾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問題是，二戰後國際關系理論的突飛猛進，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又與美國的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聯不大，或風馬牛不相及。[8]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學泰鬥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點的同年，斯坦福大學政治系知名教授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本《填補鴻溝》(Bridging the Gap)的專著，力圖把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與美國外交的實踐相結合，卻難有回天之力。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戰略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歷史終結論”[9] 的大旗，現實派也開發出樂觀的“單極穩定論” (unipolar stability)[10] 和悲觀的“文明沖突論”，[11] 與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論”[12]…

郁達夫可能並不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但卻屬於最有性情、最讓人難以忘懷的作家。魯迅之外的五四小說，到了郁達夫才真正傳達出某種令人心靈悸動的力量。《沈淪》稱得上是除了魯迅《狂人日記》之外五四時期最值得關註的小說，它最早透露了郁達夫的感傷情懷和頹廢美學，同時氤氳著一種萎靡不振的陰柔氣息，這種陰柔氣息的形成最終可以追溯到作者孱弱多病的身體[1]。…

從這個角度說，《沈淪》最終生成的是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現代自我和主體。郁達夫在無意識中與民族國家所需要的意識形態達成了吻合。或者說，郁達夫的主體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所“質詢”的結果。阿爾都塞在其著名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文中指出：“借助主體的範疇的作用，總體意識形態將具體的個體當作屬民招呼或質詢。”[10]這種“質詢”類似於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字眼“召喚”，所謂祖國在召喚，人民在召喚，“總體意識形態”正是通過這種召喚，使個體變成自己所需要的主體。正像有研究者所進一步闡釋的那樣：“整個意識形態的落腳點是主體（社會中的個體），將人建構為主體是意識形態的任務。”[11]所以看上去郁達夫的《沈淪》似乎寫的是個體感性的覺醒，其實證明現代自我從一開始就與民族國家的詢喚結合在一起。魯迅同樣自覺地響應著故國的召喚。這就是《自題小像》（1903年）中袒露的心跡：“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即使“荃不察”，仍無怨無悔。…

三、愛欲以及壓抑中的主體性問題

 《沈淪》也標志著郁達夫在現代文學中最早涉足了“愛欲”這一畛域。正是郁達夫對愛欲主題的獨特處理，構成了使郁達夫與五四其他小說家區別出來的重要特征。

 伊藤虎丸曾認為郁達夫的《沈淪》“是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早提出了性的問題”[28]。但是郁達夫是在什麽意義上提出了“性”這一問題，他又是怎樣建構了“性”的話語，伊藤虎丸卻語焉不詳。事實上，郁達夫的小說中絕少對“性”的問題進行直接探討，也缺乏赤裸裸的性描寫，甚至不像茅盾早期小說那樣直接涉獵“性”。與其說郁達夫“最早提出了性的問題”，不如說他觸及了“愛欲”。郁達夫小說中的“性”也由此可以置換成“愛欲”。或許只有借助於“愛欲”的話語，伊藤虎丸所提出的問題才能得到更準確的理解。…

郁達夫的主體之建構，也正與壓抑相關。他正是在壓抑的話語中生成愛欲的主體。壓抑在他並非一種歷史的負面因素，恰恰是主體建構的機制。首先，正是壓抑使郁達夫發現了欲望，由此這種“欲望的發現”便呈現為一種悖論般的情境，恰如柄谷行人所說：“所發現的肉體和欲望，乃是存在於‘肉體的壓抑’之下的。”這種肉體的壓抑，最終則轉化為主體和柄谷行人所謂“內面（主觀）”的一部分。這種壓抑的內化是基督教教義的一個重要層面。據《馬太福音》，耶穌說：“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奸淫了。”這與毛澤東時代“狠鬥私心一閃念”異曲同工，其實是把懺悔和自省內在化的一種形式。這種壓抑的內化過程同樣存在於郁達夫的小說中。…

福柯把諸如“性”、“主體性”以及現代性的裝置都看成是一種話語以及話語的歷史實踐，卡勒指出：“在福柯的理論中，‘性’是由與各種社會習俗和實踐聯系在一起的話語建構起來的：就是醫生、神職人員、行政官員、社會福利人員，甚至小說家們用以對待他們認為是性行為現象的各種話語。但是這些話語把性描述為先於其本身而存在的東西。”[39]而福柯則認為“性”是被建構出來的。福柯告訴我們是先有了關於性行為現象的各種話語，然後才建構了性。但人們通常都會覺得肯定是先有了性，然後才有關於它的話語。這種常識式的認識就是柄谷行人所謂的“顛倒”。而更重要的概念則是主體。西方的主體概念經歷了許多歷史階段和許多重要人物。而福柯與拉康，則是人類理解主體性的歷史進入20世紀的關鍵人物。有研究者指出：“福柯相信主體不是起源，而恰恰是產品和結果。……他一再強調，人和主體的概念都是學科建構起來的，是學科建構起來的知識。”[40]福柯顛覆的正是我們已往對人類的一些重大精神命題——比如性和主體問題——的認識。…

四、身體性與審美主體的創生

疾病的文學意義之一是使作品中的人物意識到自己原來是身體性的存在。郁達夫發現了疾病的同時也就發現了身體。這一發現具有現代感性發生學的意義：現代小說最初的創生就與身體性建立了直接的關系[48]。…

現代化時期的三個最偉大的“美學家”——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大膽開始的正是這樣一項工程：馬克思通過勞動的身體，尼采通過作為權力的身體，弗洛伊德通過欲望的身體來從事這項工程[59]。

可以說，現代性是重新塑造身體的過程。在馬克思那裏，美學的批判的重要性因此在於，揭示人的感性領域的異化處境，從而真正實現人的感性的解放。審美問題之所以值得關註，正是因為它與人的解放、價值理想、終極關懷等問題都有密切關系，“審美是價值問題重建自己的家園的地方”[60]。…

第十一章·法國和世界的先鋒派電影 （一）

先鋒派出現於電影方面大約在1925年前後，比它出現於繪畫或詩歌方面晚了一二十年。1914年以前，阿波利內爾、畢加索和麥克斯·雅各布１曾以當時他們對於酒店的窗飾和蘇維斯特與亞蘭合著的小說《芳托馬斯》那種出於興趣的註意，關心過某幾部影片。

１紀約姆·阿波利內爾（1880—1918），法國象徵派詩人；畢加索（1881—1973），僑居法國的西班牙畫家；麥克斯·雅各布（1874—1944），法國作家。——譯者。…

豬是最髒，最是健康

人最乾凈，最愛得病

越洗越髒的是水

越想越近的是鬼

進完了教堂進洞房

蓋完了寺院蓋醫院

人拿自己當要緊

活不夠來活上了癮

阿彌陀佛挺繞舌

是佛還是阿彌陀…

他原想跟弗麗達親密地談一談，可是因為那兩個助手死乞白賴地守在跟前，他給攔住了，而弗麗達也不時跟他們嘻嘻哈哈地開著玩笑。要不然，他們就幹脆在屋子角落的地板上，鋪了兩件舊村衫躺了下來。作為一種尊敬的表示，他們反覆地向弗麗達保證，決不打擾土地測量員，而且盡量不多占據地方，盡管他們悄聲低語地談個不休，吃吃地笑個不停，但是為了達到這個心願，他們不斷地互相擠在一起，為的是使自己占據的地位更小一點，這樣兩個人蜷伏在角落裏，在暗淡的光線下看起來就像一個大包裹。但是根據Ｋ在白天得到的經驗來說，他深深感覺到他們是兩個機靈的觀察者，不管他們像孩子那樣淘氣地用兩只手裝成望遠鏡也好，也不管他們只是瞟著他，表面上專心一意地在理著胡子也好——他們在胡子上花了不少心思，老是在互相比較誰的胡子更長更濃，而且請弗麗達給他們作評判，——他們的眼睛卻從未從他的身上移開過。Ｋ睡在床上，常常抱著完全漠不關心的心情瞧著這三個人奇形怪狀的動作。…

這種“走”，很容易被引申為精神的旅程以及主體的歷程。郁達夫的主體，確乎是一種漂泊的主體，中心離散的主體，外在的形式是“感傷的行旅”，內在的形式則是在個體、愛欲與家國之間找不到主體的位置的生成。這種“感傷的行旅”往往是與疾病主題聯系在一起的，這也使郁達夫的主體同時具有畸零的特征。因此，有研究者用“畸病的作家”來概括郁達夫[69]。

而更有意味的話題是：郁達夫筆下畸零和漂泊的主體本身就是現代性的一種美學形式。從歌德的少年維特到波德萊爾筆下的巴黎張看者，從蘭波本人到王爾德小說中的道連葛雷，從托馬斯曼筆下的疾病藝術家到黑塞小說中的哥爾德蒙，一系列畸零和漂泊的主體支撐了美學現代性。所以現代文學中的主體需要我們關註的一個層面，即是審美化的主體。《沈淪》中的主體同時也是經過了審美現代性洗禮過的主體，這種審美的範疇在主體性建立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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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應該正視幾組主要關系：

一組：國王（或醫生）——薩德——神甫 （權力/ 性或瘋/ 道德）

二組：醫生——薩德——美黛蓮 （權力/ 性/ 愛）

三組：神甫——美黛蓮——薩德 （道德化的神/ 愛/ 性）

四組：布尚——薩德——茜芬 （性欲或惡/ 性/ 性愛）

五組：國王、醫生、神甫——瘋人式的群氓 （整治/救治；壓抑/挑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