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中的調教蟲蟻，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商品活動，盡管這個活動中自始至終貫穿著調教，但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出賣，為了取悅，或為了賭博，這在宋代城市的鬥雞中體現得最為鮮明。《楊公筆錄》有“世人以鬥雞為雄”的提法，以此類推，宋代城市中的鬥雞活動必不可少，馴養鬥雞的經驗已見於這一時期的文字記錄：

養鬥雞之初，首先要結草為墩，讓雞立於草墩之上，這樣做的目的是使雞的腳立定而不致傾斜。同時，把餵雞的米高高放置，超過平常放置餵雞米的米鬥之處，這必然使雞聳膺高啄，久而久之，雞的頭就會常豎而嘴利。為了使雞鬥起來順利，也為了使雞有鬥的模樣，要割截雞的冠，這樣就使敵雞無所施展其嘴。還要剪刷尾羽，使雞在啄鬥時易於盤旋。另外，還要常用翎毛攪入雞的喉嚨，這樣就會去其涎。至於掬米飼之，或用水兩腋，調飼一一有法。雞經過訓練、調飼，達到合格標準者必須是毛欲疏而短，鬥起來欲豎而小。其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眼睛欲深而皮厚。它慢慢走著步，眈視對方，毅不妄動，看上去像木雕的一樣。凡是這樣的鬥雞，每鬥必勝。在鬥雞過程中，有所謂“三閑”之法，即三次休息之規定——

一閑：是在兩雞開始鬥一會兒，一雞失利，其主人便抱著雞去少休片刻，在此期間，可對雞去涎飲水，以養其氣。

二閑：是再讓兩雞相鬥，其中一只雞失利，其主人便抱著這只雞像“一閑”那樣稍微休息一會兒，養氣調神，以便再鬥。

三閑：也是最後一閑，鬥雞的雙方主人，這次均不得乾預，一直到兩雞分出生死勝負才算終止。

這是鬥雞的一般規矩，其場面大致如是：雞開始鬥時，奮用其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便不放，再用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否則必敗。因為兩雞每逢相鬥，必是死鬥，勝負一分，死生即異。鬥敗了的雞則喪失元氣，終身不能覆鬥。獲勝之雞，即使贏了這場，也是暫時現象，其早衰之勢已定，因為其主人是不肯就此罷休的，又將它拖去參加別的角鬥，一次又一次的以死相搏，使之元氣喪盡。

正如梅堯臣的《晚泊觀鬥雞》詩中所說的那樣：

側行初取勢，俯啄示無憚。

先鳴氣益振，奮擊心非懦。

勇頸毛遂張，怒目眥裂。

出現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面，就是因為每只鬥雞都是經過長期、嚴格的訓練，一鬥起來，全力以赴。但有的鬥雞主人為了使自己的鬥雞高出一籌，而不惜用陰毒招法。如用芥末凃於雞之肩腋，這是在兩雞相鬥疲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之際，以有芥子能瞇對方雞的眼睛，進而取勝。還有的用像爪鑿柄那樣薄薄的刀片，縛置在雞足上。這樣就會使雞在奮擊剛剛開始的時候，一揮足，就傷對方的要害部位，甚至斷頭！

從鬥雞的規律來看，往往是用金距取勝於其始，用芥肩取勝於其終。可“芥肩金距之技”，僅見之於傳史，具體方法無有流布，所幸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對此作了詳盡描述，才使我們得窺宋代城市鬥雞的一個側影。

鬥雞是殘酷的，它似乎和娛樂很難協調，但欣賞鬥雞無疑能使神經得到刺激，給器官帶來快感，所以這也是娛樂的另一種形式。況且鬥雞多用金錢下賭註，這種娛樂性，其妙處更是難以述說的。

但這畢竟是調教蟲蟻的一個側影而非全貌，宋代城市調教蟲蟻還是將娛情寓樂放在首位的，這是市民熱衷於調教蟲蟻的主要原因。如東京市民有一時期喜好調教鷺鷥，可是一到飲秋水季節鷺鷥就會飛去，於是東京市民又轉移興趣，在夏天開始之際又紛紛飼養調教起銅嘴鳥來……這種全民性的調教蟲蟻的熱潮的形成，無非是由於飼養調教蟲蟻有著無限的樂趣，以至在宋代城市裏，常常有全民性的調教蟲蟻活動的形成，其中以在南宋城市裏飼養調教蟋蟀為最——

秋天，每當蟋蟀出沒之際，在臨安的官巷南北作市鬥蟋蟀便開始了。從早起，就有三五十夥市民，有的蟋蟀能鬥贏三兩個，便能賣上一兩貫錢，若生得大，長於鬥的蟋蟀，則身價百倍，可賣到一兩銀子。所以，城外許多居民，專在蟋蟀盛出的秋天，捉蟋蟀入城貨賣……

在貨賣蟋蟀的行列中，僅蟋蟀籠子就有銀絲籠子、樓台型籠子、黑退光籠子、金漆籠子、板籠、竹籠等多種樣式。這表明臨安市民不單純鬥蟋蟀，對蟋蟀用具也是講究的。1966年5月鎮江官塘橋羅家頭南宋墓出土的陶制過籠等三件蟋蟀用具證實了這一點。

據1973年第5期《文物》蘇鎮所撰文介紹：這三件蟋蟀用具，均為灰陶胎，兩只為腰長形，長7厘米，兩頭有洞，上有蓋，蓋上有小鈕，鈕四周飾六角形雙線網紋，其中一只內側有銘文四字，殘一字，為“□名朱家”。另一只為長方形，長亦7厘米，作頂式，頂中有一槽，槽兩側飾圓珠紋，圓珠紋外周斜面上飾斜方如意紋，一頭有洞。長方形的蟋蟀過籠，一頭有洞，當是捕捉蟋蟀時用的，腰長形過籠兩頭有洞，當是在圓形鬥盆中放蟋蟀時用的。這說法不盡準確，蟋蟀研究家王世襄先生不完全同意這種鑒定，認為需要完善和糾正。

但無論怎樣說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蟋蟀過籠已是一種普遍可見的用具。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蘇漢臣《秋庭戲嬰圖》，圖中就畫有正面和兩側端都有孔，但沒有底，近似一具瓦罩的蟋蟀過籠。

這可以證實過籠這種專門用具，南宋城市中的兒童都十分熟悉並會使用。使用是需要技巧的，聯系三件出土的蟋蟀用具，足以使我們了解到南宋城市調教蟋蟀風氣之盛，技巧之高。

從一件過籠上印有“□名朱家”的戳記，可知是專門為朱姓人家燒制用來鬥蟋蟀的，它和《武林舊事》所載的《小經紀》中的“促織盆”，是同一類型。這種小商品，在當時已是大量燒制供應需要了。在墓葬中尋見到的小小過籠，帶給我們新的啟發：一個人如果不迷戀調教蟋蟀，是不會將小小的過籠帶入墳墓的。通過值得玩味的蟋蟀器具，我們可以揣測到宋代城市調教蟋蟀已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

最值得註意的是，南宋時期賈似道所輯的《秋蟲譜》，為中國調教蟋蟀之祖本，以後的《鼎新圖像蟲經》、《促織經》、《蟋蟀譜》，均源於賈似道名下。雖然可能為書坊偽托，但賈似道調教蟋蟀影響之巨是不能抹煞的。《秋蟲譜》涉及到了調解蟋蟀的各個方面，如《收蟲秘訣》、《養蟲要法》、《蓄養所忌》、《治積食不化》、《交鋒論法》、《慎鬥論》、《鬥勝養法》、《觀蟲形像》、《蟲辨》，等等。

《秋蟲譜》對蟋蟀的頭、臉、翅、腿、色、肉，都有詳盡的研究，對如何相，如何餵，如何捉，如何治，如何鬥，等等，均有具體可行的方法。後來的《蟲經》、《促織經》、《蟋蟀譜》均按此格局延續下來。

像《蟲經》中的《趙九公養法》、《蘇胡子養法》，《促織經》中的《捉促織法》、《論頭》、《論臉》、《論翅》、《論腿》、《論肉》，《蟋蟀譜》中的《時序炎涼調養秘訣》、《促織有十不鬥》，等等，這些均為南宋城市調教蟋蟀法之沿續，為中國調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論基礎，也是對世界昆蟲學的一個傑出貢獻。這些調教蟋蟀的基本常識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有趣的是，《秋蟲譜》中的《嘲兩來嘴》，勾畫出了專以慫恿蟋蟀相鬥而謀生的市民形象：

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蟲發動，則東闖西奔，尋豪探富，說合兩家，攜蟲賭賽，則從旁而讚之，假心虛意，挑撥成場。東家撒漫，便幫西家以局東家；西家軟怯，則就東家以取西家；設或兩家各自張主，則又從中冷語：某蟲甚大，某蟲色花。扇兩家之心，敗已成之事。及至東家敗北，則便向西家雲：我道東蟲不狠，今果然歟。頃之東家覆勝，便轉面謂東家雲：我道未見得你蟲便輸，將軍有覆口，非此謂歟。或放錢，或抽頭，或倒卸，百般用意，總是為己，而不為人。一遇此輩，切須斟酌，毋令墮術中可也。

如果將此和吳自牧《夢粱錄》中所述“閑人”對照，便會發現他們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就是一路貨色，正所謂：“說合交易，幫涉妄作”。同時這也表明了南宋城市已培養了一批專從蟋蟀相鬥中討生活的“閑人”來，他們就好像晴雨表，反映出調教蟲蟻已經在城市中廣泛展開。

正是由於調教蟲蟻已成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當局也順應民意，在盡可能的範圍內組織調教蟲蟻的表演，以活躍城市的娛樂氣氛——

臨安薦橋門外的象院裏有外國進貢的六頭大象，每天，這六頭大象由朝殿官引出到宮門前唱喏。唱喏，本是宋人習慣，所謂“喏”，即為出聲，喏必有揖，揖則兼喏，完成喏與揖方為“唱喏”之儀。

也就是說，大象要像人那樣躬背俯首，並用鼻子發出表示參拜的響亮聲音來。這是需要加以調教才能達到的。特別是三年一次的明堂大祀，馴象員乘象出動，讓象在太廟及麗正門前表演成列，旋轉跪起……

大象悉如人意的表演，並非南宋首創。早在北宋景德年間，交州黎桓就獻來四頭能拜、能山呼的馴象，它們被養於玉津園。每逢大禮，這四頭馴象背上就加置蓮盆嚴飾，出動表演。後來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場面——

數十面朱旗，十數張銅鑼鼙鼓開道，七頭大象尾隨其後，每頭大象頸部都坐著一個戴高腳襆頭，穿紫衫的馴象員。他們手執短柄尖刀銀，驅使著大象走到宣德樓前，七只大象自動圍繞行步數遭，然後整整齊齊排成一行，面北而拜、唱喏。

每逢此刻，禦街上觀者堵塞，即使那些看過許多新鮮蟲蟻之戲的宗室諸貴，也都來觀賞。商販乘機大賣土木粉捏成的小象兒，讓看馴象者帶回去作禮物，送給那些看不到馴象表演的人們。馴象從宣德門至南薰門外，只走一次，能看到就是一種榮幸，若得到小象玩具，也算榮幸了。絕大多數人平時根本看不到馴象表演，有的官宦之家的夫人看到大內闕下馴習大象，竟驚奇不已，回去告訴其父：我看見了大鼻驢！

從這一事例可見，大象出行並非簡單易行的，而是朝廷極少舉辦的一大盛事。宋人畫有《汴京宣德樓前演象圖》，一絲不茍地描繪出七頭大象的形貌，其所飾器具，均與史載相合。圖畫證實了這種馴象活動在北宋城市中是很隆重的。

本來不過是一次慶典，但統治者巧妙地運用大象來粉飾太平，將調教好的大象參加的活動，衍化成為一次對蟲蟻教化的示範，將對人的教化之意亦寄寓其中，並蓄意為此掀起市民觀看的熱潮，以將這種觀念潛移默化。每一次大象的出行，都是一次極好的對調教蟲蟻的最好宣傳。盡管宋代以前有過這樣的形式，但從未如宋代這樣規範而熱鬧。自宋以後，各朝無不繼承這種大象出行的形式，這不也是對調教蟲蟻的一種肯定和弘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