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五更即點燈做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生意的早茶肆；每天夜晚吸引仕女來遊玩吃茶的有仙洞仙橋、設施別致的北山子夜茶肆；還有中間建有浴池的茶肆，《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臨河的簡易小茶肆……為了使顧客日夕流連，樂而忘返，茶肆均大加修飾，掛名人字畫，插四時鮮花，安頓奇松，放置異檜，把一片茶肆裝扮得——

花瓶高縛，吊掛紙□。壁間名畫，皆則唐朝吳道子丹青；甌內新茶，盡點山居玉川子佳茗。風流上竈，盞中點出百般花；結棹佳人，櫃上挑茶千鐘韻。

這是宋話本《陰騭積善》對茶肆所述，環境不可謂不優雅，所以許多有身份的子弟常常在這樣的茶肆，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這叫做“掛牌兒”，炫耀伎藝，派頭十足。

許多茶肆則是市民住家所開，如宋話本《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的宋四公家，就是一個小茶肆，雇一上竈點茶的老頭幫手，此外就是茶肆主人即家主人。這樣的茶肆真是名符其實的市民茶肆。它是由市民在居所中間所開，隨時隨地和市民對話，專門為市民服務。《水滸傳》第二十四回就刻畫了一位在自家開茶肆的王婆，她還專一靠些“雜趁養口”，即“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這顯然是較為低層的市民茶肆所接觸的範圍。

高級一點的茶肆只是人員成份清純一點，但也不能免俗。以臨安中瓦內叫作“一窟鬼”的王媽媽家茶肆為例，這個奇怪的茶肆名未知是宋代城市書會才人編撰，還是茶肆主人王媽媽為招攬顧客故意起這個使人聳然的怪名。反正這茶肆雖都是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但名稱卻不雅致。

筆者認為，宋話本《西山一窟鬼》大約在先，說的是一王婆為一位教書的吳教授說媒而引出了一樁蹊蹺作怪的鬼事來，後有茶肆以此名標榜，目的是引起更多市民來此吃茶的興趣。

然而，在記述宋代城市生活的書籍裏，對市民喝的茶記述得卻顯得過少，只有小臘茶、七寶擂茶、蔥茶……寥寥數種，相反卻用較多筆墨，記述了分茶食店的活動。宋代城市裏的大食店都叫“分茶”，實際與喝茶的方式無涉。

筆者以為，分茶是取喝茶方便快捷的寓意而成。從《夢粱錄》所記“面食店”來看，所謂“分茶”，則要備有各色羹湯，多種面食，下飯的諸種煎肉、魚等，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制成備好的“快餐”。以頗負盛名的東京大相國寺“素分茶”為例，它就是東西塔院的齋食，由住持僧官操作，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就是三五百份，無不迅速辦成。

面食店喚“分茶店”，中小酒店喚“分茶酒店”，卻和喝茶關系不大，但以茶來號召市民光顧，反映了茶肆的兼容性相當之大。無論高級人物還是來自底層的市民，來茶肆之意並非來專門喝茶，人們首先將茶肆當成交流感情之地和傳遞信息的中轉之所。

在宋話本中，有這樣的場景：一東京和尚為勾引良家婦女，扮成官人，到一家茶肆佯裝等人，讓一賣餶饳兒的小販去替他到皇甫殿直家與娘子“再三傳語”，結果引起皇甫殿直疑心，休了自己的妻子……宋徽宗看中名妓李師師，便到周秀茶肆，一邊喝茶一邊使出錢讓周秀去李師師處傳信，周秀便來往穿梭溝通，使徽宗如願以償。

這種不是以喝茶為正，只以此為由，多下茶錢，多覓茶金的茶肆，被《夢粱錄》呼為“人情茶坊”。在這樣的茶肆裏，再有身份的人物也要講人情，甚至連真龍天子也和普通市民一樣。宋話本《趙伯升茶肆遇仁宗》就這樣告訴我們：

四川秀士趙旭進京趕考，經宋仁宗親試，未中，流落於客店。一日，仁宗到狀元坊茶肆，見壁上有二首趙旭詞作，想起前因，便讓太監找來趙旭，又予面試，遂作糾誤提升之舉，趙旭被任命為成都新制置。

話本歌頌仁宗至明，但背景卻為茶肆，這表明有了人情茶肆，市民們可以在這裏盡情發泄胸中郁結，寄托情感，或甜或辣或酸或鹹或苦，攪翻了五味瓶，混合了一杯茶，這樣的茶肆真是中國古代城市文明的一大進步。然而，值得註意的是，人情茶肆往往藏汙納垢。如名字很好聽的“花茶坊”，這樣的茶肆則不以喝茶為正，而是娼妓、閑漢之流打聚處。比較著名的還有臨安的西坊南潘節乾、俞七郎茶肆，保佑坊北朱骷髏茶肆，太平坊郭四郎茶肆，太平坊北首張七乾茶肆，等等。名為茶肆，實則賣笑，毒化了社會的氛圍。

不過從整個宋代城市茶肆狀況來看，健康的茶肆已成為一大行業，它有著嚴明的規章制度，有著自己的“市語”，培養起了自己的“博士”。如宋話本《萬秀娘仇報山亭兒》所述：

襄陽市內一萬家茶肆，家養的茶博士陶鐵僧，因每日“走州府”，即偷茶肆的錢，被萬三官人發現，趕了出去，不上十天錢盡，“又被萬員外分付盡一襄陽府開茶坊底行院，這陶鐵僧沒經紀，無討飯吃處”。

這樣的茶肆，還是為數不少的，是它們構成了宋代城市茶肆的中堅。宋話本《陰騭積善》就敘說了發生在這樣茶肆裏的一個感人的故事：

張客在客店遺失一裝有錦囊的布囊，內有大珠百顆，被林善甫拾到。林為找到失主，於沿路張貼“拾物告示”。張客見到直奔京城，在一茶肆找到林善甫，林與張客對上遺失的珠數，便將百顆大珠悉數交張，張執意要給林善甫一半，林堅拒，只是恐後無以為憑，讓張寫一副領狀再領去這珠子。張客只得寫“領狀”領了珠子，林善甫還特意說道：“你自看仔細，我不曾動你些個。”

這一故事，據編定者開頭交代是“京師老郎流傳至今”，可知流傳已久。這與史家津津樂道的宋代王明清《摭青雜說》中的那個茶肆還金的故事相仿佛，幾乎同出一轍，特別是結尾處，失主李氏為答謝茶肆主人拾金不昧，要將遺失的數十兩金子分一半給他，主人說出一通擲地作金石之聲的話來：

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將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故耳。

這些深得“義利”精髓的話，出自一位茶肆主人之口，它深刻表明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德的市民意識正在成長，而且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店主的義行，引得這時聚集在茶肆觀看的五十余人，無不以手加額發出嘆息，認為這種風格是世所罕見的。

意味深長的是，王明清記敘的此事，是發生在東京最著名的酒樓樊樓旁邊的一家小茶肆裏，這是茶肆對酒樓的一種補充？還是茶肆的一種獨立的發揚？或二者兼而有之？總之，在宋代城市中，酒樓與茶肆像一對互相影響的伴侶，相輔相成，它們互相依扶著，並肩攜手，共同邁進，在一種從未有過的城市天地裏，掀起了一種超越前代啟示後代的新的飲食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