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乘肩小女的演出是商業性的，而這時上街的舞隊，則完全是娛樂性的。蘇州的燈市上，就有著夾道陸行為競渡之樂的劃旱船舞和水傀儡舞。還有“鉗赭裝牢戶，嘲嗤繪樂棚”等戲耍。臨安的舞隊，則更是規模龐大，花樣百出了，可以說是以人物故事為主，將唱、念、做、打兼容一體的歌舞戲劇大匯演——

像“村田樂”以樂旦、正末扮為一對在農村勞動的夥伴，用唱對念，表現了田野豐收的喜悅之情。“瞎判官”表現的則是戴假面，留長髯，著綠袍，穿靴抱簡的鐘馗形象。他的旁邊有一人用小鑼相伴招，並伴有舞蹈動作。更有勝一籌者，如“抱鑼裝鬼”，他們穿著青帖金花短後衣服，帖金皂褲，赤腳攜大銅鑼，裝成厲鬼，踏舞步而進退。

還有動人心魄的“武舞”：一人舞大旗，一人翻筋鬥；人在旗中撲，旗在人中卷。“獅豹蠻牌”又是另一種格調：許多揮舞木刀槍持獸面盾牌的健兒擊刺打鬥，在樂隊奏出的“蠻牌令”中，他們變化陣勢，兩兩對舞……

上元之夜是不受任何約束的，民間藝人還將流傳於臨安的一樁佛教輪回，冤冤相報的傳說——“月明和尚度柳翠”，編演成“耍和尚”的滑稽舞蹈。和尚是堅決不允許近女色的，但是月明和尚卻因柳翠女子破了“色戒”。藝人偏選這樣體裁，搬演到市民中間，又名為“耍”，肯定是對崇高如神的佛家人物加以無情的嘲弄，動作引人笑樂不止……

市民需要的只是開心，所以各種平時不易登場的節目，在上元之夜盡管演出，無人會加以乾涉，只會加以喝采。傀儡戲就在這時大派用場。如“快活三郎”，原是用泥捏塑人物，有機關以動手足，貨於市中的泥偶玩具。由於受人歡迎，藝人便以它的形體，編演成了快活三郎、快活三娘的傀儡戲。

據宋代筆記載：有一劉姓者，經常酣飲，飲酒時必大呼連唱“快活”二字，故人們送他一“劉快活”的綽號。於此可知，所謂“快活”，乃是無拘無束之意。甚至大詩人蘇軾都將“快活”入詩，如“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在宋代城市中，“快活”是使用頻率較高的市民用語，成為市民狂歡情緒的一個最為通俗的反映。

類似傀儡戲的，還有踢蹬鮑老、交袞鮑老，也都是：身軀扭得村村勢勢，舞袖舞得郎郎當當。此外，蘇州的鼓樂社火，都不可悉記，更何況臨安化裝舞隊，隊隊相與競誇了。他們摘采生活中的現象，加以升華，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謂“輕薄行歌過，顛狂社舞呈”。

像喬三教、喬迎酒、喬親事、喬教象、喬焦、喬謝神、喬捉蛇、喬學堂、喬宅眷、喬像生、喬師娘、喬賣藥等等，“喬”為“裝”，必定是加以裝扮生發，加以調侃詼諧。這樣多的好戲集中在一起，引得許多心盛少年，攔街嬉耍，這就使本來簇擁不前的舞隊，更無法行進，以至天亮了，鼓吹還不絕於耳……

從正月十五日到十九日這五夜，政府每夜都派官員點視舞隊，規定舞隊南到升陽宮賞酒燭，北至春風樓賞錢，這就是皇家的所謂“買市”。皇家所買的還包括上元的“節食”，那就是小販們向市民大肆兜售的乳糖圓子、水晶膾、韭餅、蜜煎、生熟灌藕、南北珍果……

這些“節食”除乳糖圓子外，其時令色彩遠不如蘇州節食那樣風味獨具。蘇州一入正月十五，市民就鍋拋下糯谷，轉手翻成米花，以爆谷，俗稱“爆孛婁”，來卜年華，占喜事，問生涯。家家又簸米粉，作名為“圓子”的米粉丸。市民還吃麥芽熬成的白餳，俗言吃這種糖，能去烏膩，所以又喚“烏膩糖”。還有春繭、寶糖都入上元“食次”。

臨安的節食大異蘇州節食處，是市民吃食物的勁頭還沒有看買上元節食的興趣大，因為政府差出的吏魁用大口袋滿裝楮券，只要遇上小販，便犒以數千錢。於是，小販中的狡黠者，用小盤子裝幾片梨、藕，一次又一次從稠密的人群中騰身擠到吏魁面前，請支“官錢”。官吏雖然明知他是幾番來請支“官錢”的，也不公開禁止。

這種近似鬧劇的買賣節食的行為，蓋出於政府對上元之夜所制定的只要玩得痛快百無禁忌的指導思想。整年身居深宮的皇帝也非常需要狂歡上元來調劑精神，幾乎每年的上元之夜，皇帝都要做出與民同樂的樣子，原因就在於此。自大觀元年（1107）起，東京的彩山中間還高張大榜，用燙金大字書寫“與民同樂萬壽彩山”。為了兌現這一口號，普通市民都可以登上這燈光燦爛的彩山觀燈、玩優戲。

上元時的城市，已經完全陷入了一種狂熱的歡樂氣氛之中。整整五天，每個人都是窮日盡夜才回家中，沒有閑空睡一覺，也來不及小憩，神情朦朦朧朧地相互招喚著趕快整理一下“殘妝”，再出去遊玩，因為邀請的客人已在門口等候了……

有的貴族之家就在上元之夜專去看人，至於大城裏的人，如東京、臨安兩城，更是引人多看了。因為此刻，就連從駕臣僚也接受了皇帝賞賜的宮花，簪在耳畔，引得人人都羨慕，市民遂想出別法效仿——

婦女們都戴上大如棗栗、似珠茸的燈球燈籠，以及繒楮做成的玉梅、雪梅、雪柳、菩提葉、蛾蜂兒等，以至傳誦出這樣的詞兒：“燈球兒小，鬧蛾兒顫，又何須頭面。”男人們則用白紙做成的飛蛾，用長竹梗“標之”於頭上，穿行在稠人列炬中間，真似漫空飛舞的“蛾”。

更有甚者，有一種喚為“火楊梅”的食物燈火，是用熟棗搗炭丸為彈，再串在鐵枝上點著火。顯然，市民不是為吃它，而純屬是為了插在頭上，在本來已經很耀眼的燈光中，別出一“火”……“此時方信，鳳闕都民，奢華豪富”，這是崇寧年間進士李邴，看到東京上元之夜的情景而發出的驚訝之語。

更使人驚訝的，是上元之夜青年男女的活躍。只要彼此鐘情，就可以成其好事，有男女雙方一識便意濃，在巷陌又不能駐足調笑，便到市橋下面“野合”尋歡，然後便道別分手……這種就像喝一杯水一樣隨便的異性相交，在整個古代城市上元歷史上也是鮮見的，它標示著宋代城市上元狂歡，已達到了相當的深度。　青年男女們的性需要赤裸裸地釋放了出來，毫無顧忌地在眾目睽睽之下，手拉手，肩並肩，僅端門一處這樣的少男少女，“少也有五千來對兒”。他們將上元之夜當成了自己縱肆情愛的樂園，許許多多青年男女由相識到相愛到結成永久夫妻的故事不絕於閃閃的彩燈旁……

宋代的小說家敏銳地註意到了這一點，搜集上元青年男女的這種獨特的狂歡情愛，寫成了一篇《張生彩鸞燈傳》。小說家著力描寫了一位輕俊標致的張舜美秀士，是如何見到一位隨一盞彩鸞燈而來的絕色美女，便進行“調光”的。小說家總結的《調光經》法，堪稱一篇上元之夜浪子與女子調情的“指南”文字——

情當好極防更變，認不真時莫強為，錦香囊乃偷期之本，繡羅帕亦暗約之書。撇情的中心泛瀾，賣乖的外貌威儀。才待相交，情便十分之切；未曾執手，淚先兩道而垂。摟一會，抱一會，溫存軟款；笑一回，耍一回，性格癡迷。點頭會意，咳嗽知心。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以言詞為說客，憑色眼作梯媒。

這“調光”，像大野奔雷，豁亮無掩。這“調光”，似長川大河，一瀉無余。它將平日不敢明言的被認為大逆不道的男女之間的調情，公開出來，明確出來，並塗以遊戲放浪的色彩。為了使“調光”經得起檢驗，小說家還用一段文字刻畫了張與女子的“調光”成功：

說那女娘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亂了，腿也蘇了，腳也麻了，癡呆了半晌，四目相脧，面面有情。

於是乎，張舜美與那女娘子情做一處，於上元之夜相約私奔……而這只不過是上元之夜千千萬萬狂歡青年男女中的一對，小說家加以濃縮點化為一段狂歡佳話，供市民欣賞品味。實際上，《張生彩鸞燈傳》的原型是《醉翁談錄》中的《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

那是狂歡上元之時，有不滿自己婚姻的婦女，大膽地將寫上“得此物有情者，來年上元夜見車前有雙鴛鴦燈可相見”字樣的香囊、紅綃帕擲於乾明寺殿前，以期求年輕男子，有一叫張生的秀士拾得這一信物。

在來年的上元夜，在雕輪繡轂、翠蓋爭飛的車流之中，張生見到一掛雙鴛鴦燈的香車，他勇敢上前，用詩句向這位未見過面的女子傾訴了衷腸。車中女子一聽便知去年上元夜遺下香囊、紅帕的事成了。張生和這位給一位太尉做偏室的李氏會了面，並在次夜三鼓時分私奔出城，去蘇州開始了新的生活。

這種事頗具傳奇性，但在狂歡上元的青年男女之中又是非常自然的、完全可能的。青年男女們的大開大合、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快大鬧的故事，不僅僅是給文藝家們提供了一個無比豐富的創作源泉，更主要的是使上元的狂歡更能煽情，更具節日的號召力。

但是，就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狂歡之際，也屢屢發生許多鼠竊狗盜乃至趁亂搶人的事情。如神宗朝，王侯貴戚女眷，在宣德門外兩廡設下用絹緞、布匹扯作的帷幕，擺下酒肴，觀看燈火。那花炮燒著了一位宗王家的帷幕，一時煙焰四起，眾人撞跌，競相躲避。一些壞人趁火打劫，婢女等輩的簪珥釵釧，都被人搶去。盞碟粉碎，家人也都丟了帽，擠落鞋。但人人都在，獨缺小姐真珠姬，原來是一夥專趁上元狂歡時作案的劇賊，亂中將真珠姬掠到郊外進行奸淫，再將她賣與城外一富家為妾。

又過了一年，這夥盜賊又在上元作案，這次他們劫的是襄敏公的十三郎南陔。誰知年方五歲的南陔非常聰敏，覺得背自己的人怪，便知此人是貪圖他頭上那頂洋珠、寶石攢簇成的帽子，便將帽子揣在懷中，也不言語，也不慌張。近東華門時，見幾乘車子，南陔過去攀呼叫，那背南陔的賊人，恐被捉住，將南陔撂下逃跑。南陔因此得救，並被送至神宗面前。神宗遂命捕賊，這夥專在上元狂歡時作案的強盜終於落網，受到嚴懲。

連貴族之家的子女都要受到威脅，政府便采取了防範措施，在大城市每一坊巷口，都設立了兒童最願看的小影戲棚子，用以引聚小兒，以防走失。因為觀燈狂歡的市民如潮似浪，極容易出差錯。更何況專有無事生非者，如東京的上元夜之時，有不少惡劣少年，聯袂喧笑，以遮侮行人為樂，這也應算是宋代城市狂歡上元的另一面。